最近几年来，各地都断断续续发生过平民被警察开枪打死的事件，往往引发争论：究竟是暴力袭警导致的“正当防卫”，还是警察滥用职权。通常由于没有持久深入的挖掘，真相往往得不到展现。

　　必须注意的是，生命权是最重要和根本的人权，且具有一经剥夺就无法以任何方式回复的特征。通常只有经过严格、漫长的程序才可以依法剥夺人的生命权，而且很多国家已废除死刑，其理据就是每个人的生命权不可侵犯。而警察对枪支的使用会直接影响到公民生命权的享有。现代国家的核心特征是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由国家垄断，禁止私人用暴力解决纠纷，但与此紧密相系的另一条原则是，国家暴力的使用必须得到严格的法治约束，严控暴力使用的边界和条件。警察开枪是动用国家暴力，又直接涉及生命权，因而要求对其加以百倍的谨慎，绝非小题大做，这个问题必须得到法律界与实务界足够高的重视。

　　我国对警察枪支使用有一些一般性的法律规范。1996年通过的《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规定15项情形，在警告无效时，警察可使用武器，多数是危及公共安全的恶劣行为，或者是其他方法无法制止，不过如果犯罪分子失去行为能力，应立刻停止。也有禁止性规定，如根据《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警察在处理上访、调解民事纠纷，人群聚集的繁华路段等情况下不得用枪。除此之外，违反枪支管理规定的警察及其领导还会遭到行政处分，这也是对警察滥权的隐性约束。但是目前的规定还显得粗糙，尤其是存在着“其他行为”这样的条款，而事关生命权的规定不应有这么宽泛的开口。将警方的操作流程细化，明晰警方错误开枪的责任，保障所涉公民及其家属充分的抗辩权，确保公正的司法审判，都是让双方权利平衡的关键。

　　有人或许会以美国警察佩枪及开枪的高自由裁量度为由，主张对我国警察开枪限制的放宽。但这个对比忽视了根本社会环境的一个差异：美国社会不禁枪，意味着警察和普通人的暴力能力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警察生命与健康所受威胁更大，这与我国枪支管制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

　　不过，近期加剧的恐怖袭击威胁，公共治安事件增多，社会暴戾风气导致的暴力发泄增多，都使警察佩枪上街巡逻得到一定的支持。但是只有法律是不够的，最终还必须靠警察善用其自由裁量权。警察心中要存有对生命的敬畏，提升对不同事态加以斟酌权衡和迅速做决定的理性能力。使用枪支必须遵守比例性原则，即行动与潜在危害程度相适应，若非紧急不能朝对方要害部位开枪，还必须遵守最低限度利用枪支的原则。具体的权衡可能在实务中难以把握，但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解决，比如让警察配备可以让对方丧失行动能力但不至危及生命的武器。还可以通过制度性方式解决，规定那些经验更丰富、性格更平稳、心理素质更好的警察可以持枪，并在上岗前进行严格的技术培训，将警察用枪规则彻底透明化、可监督化。（编辑 张立伟）

　　作者：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