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晖 北京报道

　　北京的基础教育版图，正在发生改变。

　　今年年初，教育部公布了一份名为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要求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19座城市在今年“要制定完善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方案”。

　　依照上述文件的精神，北京市在4月18日正式发布了“京版”的《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文件中强调，北京在今年的招生中将取消共建生，实行计划管理，并首次启用小学和初中入学两个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公开透明的入学通道。

　　此后近两个月中，北京市以及各区教委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规定，基础教育的格局为之一变。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化，或将成为北京下一段教育改革的重点，在各区内部渐次展开。

　　为此，本报近日专访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杨东平此前一直关注中国城市中存在着的义务教育领域“择校热”问题，在他看来，北京此番举措“是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

　　但杨东平教授也认为，北京的改革不能仅仅止步于“禁止跨区择校”。在完成区内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后，进一步推进北京全市范围内的教育资源均衡化，则是政策制定者所要面临的“更大挑战”。

　　跨区择校基本被控制

　　《21世纪》：这次北京实行“新教育地图”政策，在采访中我接触到很多家长，他们普遍反映现在跨区择校难度非常大，几乎不可能了。

　　杨东平：从这些家长们的反馈可以看出，今年北京跨区择校基本上被控制住了。据我了解，主要采取了两个技术手段，一个是每位学生都有一个电子学籍，另一个是今年首次启用了小学和初中入学两个信息服务平台，而且将电子学籍与入学服务平台对接起来，并将结果在网上公开，不给学校留空额。你学校今年招300名新生，就是这么多。过去不是这样，经常有额外的招生，比如某个热门校计划今年招生300人，实际招了350人，教委最后也就照单全收，至于学校多出来这50人是怎么收的，谁都不清楚。现在通过技术手段，把校长这种自由裁量权给控制住了。

　　《21世纪》：不过，很多家长也抱怨，改革打乱了他们安排孩子上学的计划与预期？

　　杨东平：对于今年北京治理择校问题，要有一个大势的判断，我个人认为是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两点上，第一，高调宣布取消共建生。当然，大家会说过去形成的共建渠道现在还存在，会以明渠暗道的方式来操作。但据我了解，今年的确是把很多共建单位的名额都取消了，仅保留若干特殊机构的名额。过去我所在的北理工附小都有共建，今年全给取消了，跟去年的情况大不一样。第二，大幅度减少特长生的名额。前两年，像西城这样的教育强区，特长生名额可以占到30%，今年可能还是要达到10%左右，但考虑到此前的基数，的确有了大幅下降（按照教育部文件要求，到2016年“特长生比例应降到5%以内”），这就给了家长很强烈的信号。不过，家长也会问，我前三年花了很多钱让孩子学某一特长，现在你不让我走特长生这条路了，我前面的花费怎么办？因此，现在政府也不能一刀切，第一年就彻底杜绝共建生和特长生，这也不太现实。

　　83所优质高中下放30%名额

　　《21世纪》：优质高中招生指标下放，被视作是本次北京教改中的一个核心政策。你怎么看这种优质教育资源名额分配模式的转变？

　　杨东平：我个人认为，优质高中招生指标下放是改革的硬内容，非常值得关注。这次北京市教委要求，全市83所优质高中，要拿出统招计划30%的名额分配到区域内所有初中校。要注意，是所有的初中学校，不管你是重点初中还是普通初中，招生名额都是按照人数平均分布的。其实，类似的政策在山东、山西、安徽等地早已实行多年，且力度更大。有的地方，名额下放达到60%甚至更多，政策效果都比较明显。以山西晋中为例，当地通过将示范高中的招生名额全部分配到普通初中，农村学生大部分回流，不待在县城中学里读书了。因为你如果还在县城里择校的话，就享受不到指标生下放的政策优惠。学生回流后，原来县城学校里存在的大班额问题一下子解决，政策成效非常明显。

　　但毋庸讳言，上述政策也出现一些后遗症。在山西晋中，就出现了所谓“同分不同命”的现象。同样一个分数，如果你在薄弱中学，成绩排在第一梯队，你就能享受到指标下放的政策顺利进入重点中学；但如果你在一个好学校，同样的成绩只能让你排在中游，你还拿不到这个指标，这就造成了一些新的不公平。但从促进教育均衡化的大视角来看，优质高中招生指标下放的效果无疑是明显的。

　　北京今年要求30%名额下放，我个人还是有些疑虑的，到底有没有这么多名额真正下放到普通中学了呢？过去出现过某个重点中学宣称自己名额下放了，后来发现下放名额大部分给了自己学校初中部的情况，根本起不到优质资源均衡化的作用。我们研究院下一步也想开个座谈会，请北京几所普通中学的校长来，问问他们今年到底拿到多少下放名额。

　　“取消共建，反弹比想象中要小得多”

　　《21世纪》：北京过去在基础教育领域出台过很多政策，执行一段时间后，有些政策成为缺乏约束力的“一纸空文”。这一点，从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择校热中就可一窥端倪。有人说，尽管这次改革力度空前，但未来是否也存在着“一阵风”的可能？

　　杨东平：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北京市决策层想要按照一个新的轨道来做事情，不想再回到过去那种混乱的状态了。之所以有此判断，主要基于两点原因。首先，是周遭大气候的改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反腐败”、“反特权”，执政者表态要整治吏治。所以，现在一些既得利益部门不敢像过去那样公然猖狂地维护自己的特权。比如，今年北京取消共建涉及各个部门，反弹的声音比我预想中的要小得多。我想，这些部门其他的特权都被取缔了，维护教育方面的特权也就没那么多底气。这次北京市教委的要求也是比较强硬，态度很坚决，不像过去含含糊糊、可有可无的说法。

　　另外一个背景是，北京分管教工委的负责人去年上任。从我接触的情况来看，他有改变局面的想法，改革动力很大，敢想敢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今年开春，我见了北京一些学校的教师、校长，都说新负责人改革动力足，要求很高，给下面的压力非常大。这位负责人上任后，曾带队去浙江杭州考察当地的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情况。杭州在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规范“小升初”、促进教师流动等方面都有很多不错的经验，做到了百分之百“零择校”。从北京现在的做法看，其实是借鉴了国内一些地方的先进经验。我觉得这次北京的改革，有清晰完整的改革目标，不是说今年我随便动一下，明年再看明年的。

　　《21世纪》：所以，你对这次改革是持积极乐观态度？

　　杨东平：尽管这次改革的进程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大局已经发生改变，过去北京存在的大规模公开择校已被叫停。如果明年推优和特长生的比例能缩减到更少，那么北京小学阶段的孩子就会稍微太平些，现在奥数取消，特长取消，孩子们就不必每周末去上那么多培训班、特长班，你住在哪就可以上哪里的学校。家长可能会有一些压力，比如想要购置学区房什么的。从现在家长们的反馈你也可以看出来，今年择校的途径更多是通过买房，而不是找关系什么的，后者的渠道逐渐被关闭。这说明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值得好好关注。

　　谋求区域间教育均衡

　　《21世纪》：如果说“叫停择校”、“就近入学”是改革的第一步的话，下一步的改革重点是什么？

　　杨东平：下一步，北京市教委需要采取一些措施进一步缩小学校间的差距。我跟教工委的负责人也提到过学校差距过大的问题，对方表示将有新举措出台，比如规定重点学校里的高级教师评选全部停止，一个名额不给，老师要评高级职称需要到普通学校去任教。我注意到今年小升初在整合教育资源方面，东西海（注：指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三个教育强区也有不同做法的。

　　《21世纪》：各区做法不同，比如东城区是划分了8大学区，实行“入盟入带一贯制”，即加入深度联盟校、进入优质教育资源带、建立九年一贯制实验校，试图让优质教育资源“高位均衡”。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新政推行后区内虽然均衡了，但区与区之间的教育差距会不会进一步拉大？因为好的名额都给到本区内的学校了。

　　杨东平：“同分不同命”的情况可能会出现，因为现在区与区之间优质学校资源分布是不均衡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承认，但至少在区内可以减轻择校的压力。

　　《21世纪》：所以现在有些家长，拼命要把孩子跨区送到东西海的学校，为此采取了很多手段，有的手段听起来甚至匪夷所思，比如办理监护权转移。

　　杨东平：我觉得禁止跨区择校，应该是改革的第一阶段，把现存的乱局清理一下，达到第一个层面的均衡，就是区内均衡，更深入的是在区与区之间的平衡。北京市教工委的负责人也表示，北京教育问题最大的还是远郊区县的优质教育资源匮乏，比如昌平、平谷等地。现在有一个思路，利用教育培训机构来改革远郊区县的薄弱学校，远郊区县你要想让城区的好教师流动过去比较困难，所以鼓励民办教育培训机构集团能够到远郊区县办一些名校，我觉得这个思路，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控制人口与教育均衡是“两回事”

　　《21世纪》：这次改革，相对于京籍家长而言，非京籍家长受到更大的冲击。目前，北京市在对非京籍儿童入学报名的政策上要求比往年严格很多，很多家长都被卡在借读证办理上，有人形容今年是“最难入学年”。有部分非京籍家长认为，这次北京出台的政策有两个诉求，一是教育资源均衡化，另一个是控制人口规模，前者不过是后者的幌子，政策的主要目标还是在于驱赶外来人口。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杨东平：要把两件事情分开。北京强力控制新增人口是新出现的政策要求，这跟北京谋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两回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都说了二十年了，包括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后，教育部曾与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签订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备忘录，备忘录的截止日期就是2015年。义务教育均衡化是一个独立的进程，也在一直推进中，只不过北京由于既得利益群体过于强大导致推进步伐较慢。而为了控制人口对非京籍入学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则是今年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全是两件事。

　　这次政策限制的主要是非京籍，北京现在的处境比较尴尬，但这也不是北京一家的问题，上海也是这样，受制于高层对于控制人口要求的压力。非京籍入学涉及外来人口管理，是一整套的社会管理体系。现在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多管齐下，既有产业结构调整，也有清理群租屋地下室等。我个人意见，单纯从教育方面限制，是不合理的。

　　《21世纪》：但现在的政策对非京籍孩子入学的确造成了较大困扰。6月13、14日就是今年小学审核入学信息的时间了，可仍有不少非京籍家长还没有办下借读证。

　　杨东平：据我了解的消息是，非京籍现有5万多孩子，其中4万人已经审核通过，取得了电子学籍，还有1万人在继续核实补办手续。有关部门最想分流的其实是那些所谓“搭便车”的，一个村子来了两个外地老太太，带着七八个孩子来北京读书。管理部门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严重，但我个人觉得上述判断是缺乏实证研究的。在公共政策领域“搭便车”的情况永远都会有，但比例到底多大，需要进行缜密的调查研究。前些年我们做过全国流动儿童调查，所谓非随迁子女搭便车的比例其实相对比较稳定，在10%左右，流动人口的迁移归根结底是靠经济因素驱动的，很少人单纯是为了享受教育政策而进行流动的。这是一个具体问题，北京市目前还在继续解决中。（编辑 周潇枭）

　　作者：马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