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壹基金今年4月遭遇成立七年以来最大质疑“捐赠款去哪儿”的时候，招商银行(行情,问诊)原行长马蔚华刚刚正式担任壹基金理事长两个半月。之后，壹基金向质疑方发出了律师函。

　　在27日中国公益研究院举办的京师公益讲堂上，马蔚华首次表态，壹基金正反思内部在信息披露上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机制，让资金使用更加透明化。

　　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在当前公益发展过程这个阶段，出现这些质疑、怀疑、批评是正常的，虽然壹基金对每个质疑都有回应，但没有必要一件一件地去回复，否则争论无休止。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对本报记者解释了其后的症结，公募基金由于存在产权主体虚置的先天不足。在当前社会缺乏信任，媒体监督和政府监督都不足的情况下，很难做到不被质疑。他建议政府应该出台更多的政策来发展私募基金。

　　壹基金做了什么？

　　4月20日，在芦山地震一周年之际，壹基金向社会公布了其芦山赈灾一周年报告和地震捐款专项审计报告。报告显示，该组织2013年共收到芦山地震定向捐款3．85多亿元，截至今年3月31日，已发生捐赠支出约4907万元，捐款余额约3．36亿元。

　　基于这个报告，质疑者首先提出未拨付的款项被“贪污”，遭壹基金创始人、理事李连杰等人否认之后，又转而质疑壹基金“筹款很多、花钱很慢”。

　　质疑者基于《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公募基金会要将当年捐款的70%用于公益事业（下称“70%规定”）。而壹基金一年的时间只用了12．7%的地震善款。

　　听到这些质疑的时候，马蔚华刚刚从芦山灾区回来。他首先认为这是一个误会，事后已嘱咐具体负责部门公布壹基金去年的财务报告。

　　按照惯例，每年基金会的财务报表要经过政府民政部门审核之后才会向外公布，但政府的审核一般要到6月份才能完成。在送交政府审核之前，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对壹基金的账目进行了审查，马蔚华决定提前公布经德勤审核过的财务报表。

　　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平息质疑声。马蔚华说，仍然有很多人没有看到壹基金披露的这两份文件，说明壹基金的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让捐款人通过有效的方式全面了解资金的使用情况，从而导致了很多误会。

　　他对本报记者透露，目前正计划吸取银行的管理模式，建立客户经理制度为捐款人服务。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告诉本报记者，“70%规定”只是用于常规的捐赠，并不是适用于救灾捐款。灾后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完成包括恢复生计和心理康复在内项目，国际经验是5到10年。

　　他认为，当时汶川地震后提出“三年任务两年完成”已经导致一些后遗症，比如一些学校医院虽然已经建立了起来，但配套软件却跟不上，很多先进设备没有人会正确地使用，甚至有学校连电费都付不起，晚上只能开一半的灯。

　　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了“70%规定”的不合理性，民政部2012年发布了《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提出 “对于指定用于救助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受赠财产，用于应急的应当在应急期结束前使用完毕；用于灾后重建的应当在重建期结束前使用完毕。”

　　这表明，救灾募款无需遵守“70%”的规定。雅安市政府制定了五年的重建期，壹基金也将资金的使用期限定为5年。

　　马蔚华说，为了保证当地居民不会在未来有可能的地震中受到二次伤害，壹基金请台湾专家设计了一种轻型钢架防震房，比水泥钢架结构性价比更高。这种轻钢农房经过万科多次免费的实验获得成功，到芦山地震一周年之时，已经盖了280多套。

　　“每栋房子壹基金会补贴三到四万，但是盖这些房子需要一个过程，外界对我们的误解原因也许是我们没有把这件事说清楚。”马蔚华说。

　　“小企业得了大企业的毛病”

　　最近被质疑的不仅是壹基金，还有李亚鹏的嫣然天使基金等多家知名的公益机构，但壹基金因为是公募基金而更加受到民众的关注。

　　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政府长期以来对于资源的垄断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很低，这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是很大的挑战，慈善机构很难靠自己的声誉成长起来，需要公共管理体制特别是法治的进步。

　　遭受质疑之后的壹基金直接向质疑者发出律师函，指控其“微博诽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由于中国没有慈善法，公益慈善组织无法可依，壹基金这一举动是中国慈善界的一个转折点。

　　王振耀在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专业的质疑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也会对政府在慈善领域的一些探索造成伤害。

　　据本报了解，现在受到质疑的壹基金和嫣然天使基金在业内都有很好的口碑，也是政府改革的试验田。

　　邓国胜说，民众对于公募基金会的质疑是非常正常的，但质疑的专业化水平需要提高，不能沦为有着个人目的的炒作。理性和有建设性的质疑能够促进基金会的进步。

　　“基金会的公开透明是有边界的，一方面受到成本的制约，另一方面也要尊重捐赠人和受益人的意愿。”他告诉本报记者。

　　壹基金是中国公益慈善领域标杆之一，然而作为一家只有几年的公募基金会，它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

　　邓国胜认为，与国际上老牌专门从事救灾的基金会相比，壹基金确实存在自身能力经验与筹集资金数量不匹配的问题，因为壹基金本身并不是专门做救灾的，团队非常年轻，公众对它又有很高的期待。在这种情况下，“花钱慢”实际上是负责任的表现。

　　在芦山地震之前，壹基金只有一个不到四十人的团队，这么小的一驾马车要拉动高达3.8亿的捐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壹基金前任的秘书长周惟彦就曾坦言，壹基金是 “一个小企业得了大企业的毛病”，“团队还是非常年轻的，无论是平均年龄还是从事公益的年龄， 老的员工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了，非常少”。

　　周惟彦还表示，目前壹基金的理事结构不合理，几乎全部由企业家组成，缺乏公益背景的理事来参与壹基金长远战略规划的讨论。

　　聚财和散财

　　马蔚华在27日的会议上也表示，由于现在国家层面还缺乏公益慈善领域的法律来对公益慈善组织的架构进行规范。壹基金目前的理事结构中有企业家、职业经理人，也有经济学家，还需要再实践一段时间。如果有必要增加，可以吸收其他人才，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王名把基金会分为两种，一种是聚财型的基金会，即公募基金会，用民众的捐款来做公益；一种是散财型的基金会，即非公募基金会，富人拿出一部分资产来做公益。

　　基金会中心网显示，截至5月29日，中国基金会总数达 3818 家，其中公募基金会 1441 家，非公募基金会 2377 家。

　　5月16日中国社科院公布的《慈善蓝皮书》也显示，三类社会组织登记的数量是54.1万个，比2012年增长了8.4%，其中基金会的增长最快，增长了15.4%。

　　王名认为，公募基金会作为慈善资金的受托人很难逃脱被质疑的命运，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在中国就更加突出。因为中国的公募基金会存在产权主体虚化的问题，而社会又普遍缺乏信任，政府和媒体的监督力都不强，很多公募基金也没有向公众交代以及公开透明的勇气。

　　公募基金会减少社会质疑唯一的办法就是做一个“透明体”，但是透明是需要成本的。按照现行《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的行政成本和人员福利成本不能超过10%，成本的制约直接影响到透明化的程度。

　　“如果每个细节都要披露，每笔救灾物资的发放都要签字，都要留下原始的材料，这些都要人去做，会极大增加基金会的成本，与基金会管理条例对于成本的约束存在明显的矛盾。”邓国胜说。

　　邓国胜认为，为了增加透明度，基金会应该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和加强内部的管理，理顺理事会和CEO之间的关系，将各个角色的权利和义务做出清晰界定，实现相互制衡，来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不透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