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音作品简析

　　⊙记者 曹原 ○编辑 陈羽

　　王音5月10日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的最新个展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王音，熟悉他的人都会觉得，这是再适合他不过的一个展览名字。从1990年入驻圆明园画家村，到如今的宋庄工作室，跟着中国当代艺术一起成长的他，一直活在热闹之中，但性格朴实坦诚的王音直言：“生活总是把我安排在最热闹的地方，可我总是和热闹有些距离。”

　　生涩的绘画口音

　　在唐人艺术中心，2009-2014年的十三张绘画新作被简单地挂在墙上，没有前言、没标签，剥离了艺术被附庸的意义。这正是王音想要的。

　　许多题材是王音反复画过的，女人体、画家、火车厢内的场景、北岛与杨飞云的模特……一些题材不止被画过两三次，只是在画面的颜色或光影上稍作微妙的调整。比如，《赤脚画家》和《画家》。《赤脚画家》中原有的放置调色板的凳子被一位穿着和服的日本女子取代，前方桌上本该有的静物也被拿走了，就成了《画家》。当观者正在画前展开想像去猜测日本女子的各种隐喻时，王音却明确表示：“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想这么画。”

　　王音的作品总被人简单看作风景画，看似无感的色彩、略显“土气”的画面。当他“保守主义”的绘画经常与“前卫”的当代艺术作品一起在国内外展出时，这一点尤其明显。

　　王音明白：“生涩。对，我知道大家对我作品的感觉都是这样。”一棵普通得毫无识别性的迎春花、一个没有特征的老头（《报春花》，2013年），王音画面的日常生活总是呈现出一种安静得让人觉得有些奇怪的画面。是他说的“生涩”，是一种人们熟得不能再熟的画面反之带来的陌生感，画面在收张之间却满是细腻而内敛的情绪，如艺术家本人一样的气质。

　　从这次展览的新作可见，其实王音的创作并没有局限在向早期绘画的“致敬”上。他的作品所涉题材广泛，有对少数民族那片净土的远望（《藏族舞II》和《布依舞II》）；有对画家形象的阐释（《画家》和《赤脚画家》）；有对日常生活的描绘（《报春花》和《俄式列车》）；也有对女性优美身姿的赞美（《左右》和《大床》）。可能这也是其在当代艺术里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之一。

　　评论家汪民安形容王音的绘画时说：“王音试图表现的是绘画的口音。越是脱离时代的，也许就越是当代的。或许，正是因为脱离了当代的绘画主流，王音的绘画才更具有某种当代性。”

　　剥离艺术被附庸的意义

　　无论是学术还是市场，尽管当代艺术一直将王音置于热闹之中，但相对保守的画面却让他在光怪陆离的当代艺术圈独树一帜。

　　王音的父亲便是画家。从七八岁开始画石膏像的王音，十几年的苏式美术教育实际上和王音的作品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关联。在中央戏剧学院学舞台设计的时候，王音也曾追逐过表现主义，只是后来现实的经历让他开始觉得，象牙塔里对书本的向往变成一个越来越缺乏支撑的东西。

　　正是那时，“贫困戏曲”的提出者格拉多夫斯基给了王音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要剥离、去掉附庸的东西，他还有一个概念叫神圣演员，他的戏剧没有剧本，所有的核心就是对演员实施一种锻造，恢复到戏剧本原的状态。”王音回忆道，“我觉得我所从事的这种——比如现代思潮、大灵魂，还有精神，这些抽象主义、表现主义的东西，都觉得是一种附加。我很不相信，不知道能不能剥离，能不能换一个角度，离开这种概念。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自己？”

　　从那时开始，王音试图剥离和艺术本源捆绑在一起的东西，去寻找油画本身和艺术家的关系。于是王音在中国当代艺术表现得最为前卫激进的时候，选择了撤退，开始重读早期绘画，重读徐悲鸿、颜文梁、古元等等。“他们当时绘画里面有一种落地经验，他们早期去欧洲学习，回来以后，画面里反而有一种本土化的东西，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所经历的那种所谓现代艺术。”王音一下子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去处理这种感受，整个（上世纪）九十年代期间的创作，王音都在围绕着和早期绘画之间经验相关的感受进行创作。

　　新展后作品价格上涨对于不了解王音的人来说，或许会惊讶一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为什么会这么“土”？可纵观王音各个时期的绘画，无论是对民国期间绘画实践体系的考证，还是对苏派绘画系统的反省，每个阶段的艺术实验无不印证了艺术家强烈而理性的个人绘画语言的探索经历。尽管王音作品中的阅读属性和保守主义，一定程度上属于小圈子内的知识分子或同行，但这种少数派的作为更被当今的艺术界看作“贵族艺术”，王音漠视时尚的姿态反成一种被追逐的潮流。

　　早在一个月前，一直坚持对当代艺术选择的唐人画廊负责人郑林曾表示：“签约王音，是基于学术范畴的建立与艺术家的合作关系，王音对绘画的研究一直很深入，他对自己作品的控制，在呈现方式和作品的角度上，都很讲究。”

　　郑林同时表示，签约后王音作品的价格差不多没做调整，“还是一件作品四、五十万元左右，不过，展览过后会在价格上做一次调整，应该在30%-40%之间。实际上，现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已经比我们一级市场的价格高太多了。不过，好处是我们可以挑选藏家和机构，涨得太高，岂不是要费很大劲去找藏家来买，选择余地也就小了。这次销售好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能够卖的作品不多，而且价格也相对比较低，作品最后大多流向了一些重要的美术馆、机构或非盈利基金会。”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