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了，病在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病在社会发展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病在政府职能错位。而这些病灶都源于“政府‘看得见的手’伸得太长，抢夺了本该由市场掌握的要素流动决定权”。与此同时，我们在2012年年底迎来了锐意改革的新一任政府，并在一年后等到了“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的施政纲领，而这正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在过去几年一直强调和向政府谏言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经济，不论官方数据多么的提振人心，但真相就是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开篇的那句话——“我们正在经历衰退”。但可悲的是，当时我们选择的不是退出市场，相反却是在出口萎靡的情况下，依靠政府投资硬撑起GDP增速，制造“虚假的繁荣”。我们选择的这条路，必然带来“经济滞胀”的恶果。
　　1.从宏观层面看，政府主导的四万亿是经济改革的严重倒退
　　由政府主导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是透过行政指令让我们的国有五大商业银行，将贷款有针对性地发放给各级国企，而且主要流向基础设施建设。请各位注意，资金作为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应该由市场进行配置。我们的政府这样越俎代庖，造成的结果就是资金流向了回报率低且回报周期缓慢的“铁公基”，还有原本应在经济危机中自然淘汰的很多落后国企，它们就因为有各级政府托底、背书，拿到了来自国有五大商业银行的巨额贷款才得以带病延年。
　　各位晓得吗？2000年的时候，我国的石化、钢铁、纺织等国有垄断行业相继出现了严重的下滑情况，政府提出对它们实行“调整振兴思路研究”，同时发展新兴战略产业。之后，政府又进一步地提出了“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升级，从高能耗高污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升级，从生产制造向研发设计升级”的战略。也就是说，2008年拿到贷款的很多国企，它们都属于应该被淘汰或者至少也是接受升级的那一类。但“四万亿投资计划”入场后，这些落后产能企业不仅没有被淘汰掉，反而活蹦乱跳，甚至扰乱市场秩序，而原本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且在全球危机中依然选择继续经营的民营中小企业，却因为资金链断裂，被清出市场。
　　“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投放，不仅对十多年前就开始实施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暴露出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那就是政府不甘心退出市场，按照既得利益者的要求而不是市场规律办事，结果不但保护了落后产能，而且大大增加了今天经济改革的难度。
　　2. 从微观层面看，民间资本追逐资产泡沫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民营企业是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但由于政府代替市场选择了基础建设、落后产能等行业，由民营企业主导的大部分制造业，比如加工贸易等行业迅速凋落。与此同时，我们的金融业严重缺乏能让老百姓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投资服务，民营企业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不远离制造业去炒房子、炒钱，还能做什么呢？
　　次贷危机期间，或为避风险主动停产，或因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经营的民营企业家们，在卖掉企业后又做了什么呢？撇开那些投资移民的人不谈，我发现留下来的人大部分都选择将手里的闲散资金投入到房地产或者官方、非官方的借贷服务里。他们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我们的政府只给他们留下了这类没有选项可选的选择题。
　　各位，我在次贷危机发生时，不仅呼吁政府尽快“救市”，同时，坚决反对“四万亿投资计划”大搞“铁公基”建设，而建议政府扶植制造业，藏富于民，问题是，有人听吗？
　　3.“市场化程度不够”，是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从1978年农村的“联产承包”改革成功之后，中国就开始流行“市场万能的神话”。迷信“市场神话”的结果，就是我们终于走到了“教改之后上不起学、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房改之后买不起房”的地步。各位，请问，这是“市场化程度不够”的问题吗？我们是否只要把垄断国企卖给私人，名牌大学交由私人经营，一流医院完全由私人市场化运作，房地产完全由房地产商操控，问题真的就能迎刃而解吗？
　　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改革，绝不是一个刚刚开始的新征途。它完全可以追溯到2003年、1992年、1978年。最近20年，在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依然过分强大，而对养老、教育、食品安全等本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的民生问题，却投入太少，甚至直接将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推向市场，导致了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所谓的新的“三座大山”，再加上对于那些完全可以由社会自我管理的领域，政府不敢也不愿放手，结果就导致了政府自身的改革，以及社会领域的管理创新远远滞后于经济市场化的步调。
　　悲哀的是，在权力和资本两者的支持下，总有人将政府不愿退出市场而回归民生这一根本问题，错误地归结为市场化程度不够。



　　郎咸平：中国进入从“乱”到“变”的关键十年
　　当中国的社会矛盾如堰塞湖般越积越高，其一旦决堤的后果不堪设想。与此同时，改革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共识在基层大众与顶层精英之间逐渐达成共识。2012年11月，新一任政府正式履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本届政府的施政纲领被概括为：经济制度改革依然是整体改革的重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等。
　　从2012年十八大顺利完成领导班子交接，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刚结束不久的2014年全国“两会”，我们看到了从理念到政策层面出现的积极变化，可以说改革已经再出发。但在这里，我要提醒那些只看表面现象的盲目乐观派，不客气地讲，我认为我们的经济社会仍然处在比较危险的边缘，而接下来的改革，不但需要清理多年积弊，而且必须要突破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中层官僚的阻挠。可以说，未来十年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打碎石头过河”，从“乱局”走向“变局”的关键十年。
　　大概从2004年，我因反对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企高管以市场化名义侵吞国有资产的“郎顾之争”开始，到2008年，我又强烈反对中央政府出台的名为救市、实为权贵解套的四万亿计划，因此很多人给我贴上了“改革反对派”的标签。可奇怪的是，每当中国经济问题屡屡被我言中时，又有人出来说，郎咸平就只会骂，缺乏建设性的意见，希望我能给出具备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在这里，我想反问一句，我的建议有人在听吗？听了会实行吗？这就是在中国做一个学者的悲哀。所以，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我说的都是错的！
　　1.我不反对国企改革，但反对以市场化的名义侵吞国有资产
　　各位一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是所有叫作改革的东西，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我觉得用这句话来概括我对国企改革的观点再合适不过了。2004年，我之所以敢站出来炮轰顾雏军在收购柯林格尔等公司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并不是因为我反对国企改革，而是反对那些“借改革之名，行侵吞国有资产之实”的伪改革。
　　十年过去了，到今天我对国企改革的观点依然没有变。我们的很多国企，因产业政策和企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得它们看起来虚胖，但实际上并不赚钱，它们依靠垄断地位、资金上的先天优势以及各种补贴生存。国企存在的腐败和低效率，既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国企改革的主要原因，但问题是究竟怎么改。那些以市场化为名的所谓改革者，盯着的是国企的产权，他们呼吁把国企卖掉，卖给那些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让他们去经营。但其实是希望将原来国企的巨额补贴和免费资源随着企业改制，进入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腰包，随后再以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由，把这种特殊利益合法化、私有化。
　　我是“喝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当然知道产权和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性，但问题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必须让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受益，而不是让极少数人一夜暴富。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有多少国有资产流入私人腰包，又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一夜之间陷入困境，结果差点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今天，国企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和20世纪90年代相比，虽然已有很大不同，但如果按照“一卖就灵”的路子走下去，我敢肯定地说，结果只能更坏而不是更好。
　　当然，我仍然希望我说的都是错的。
　　2.我不反对救市，但反对以救市的名义为权贵解套
　　过去几年，我一直在厉声反对“四万亿投资计划”。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我厘清当前国内复杂矛盾，挖掘表层现象下深层规律的最佳样本。
　　2006年前后，我就指出中国经济存在八大危机——资源过剩、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危机、通胀危机、民营企业危机、银行危机、房地产危机和消费危机。一时间，有媒体称我为唱衰中国经济的“乌鸦”。两年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且迅速席卷全球。受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经济面临增长乏力、外部需求放缓等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政府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存在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
　　而在2008年前后，我大声疾呼——反对政府“四万亿救市”为权贵解套，并提出政府应“放弃保八，藏富于民”。当时，有学者立刻批驳我无知，并声称，中国通过经济刺激政策可避免大萧条，即便有通货膨胀也值了。各位，结果怎么样呢？由数据来看，无论是我们手中钞票的真实购买力，还是我们官方衡量经济增速的GDP，显示的结果就是，我们在经历“滞胀”，而且已经至少持续了三四年之久。为什么呢？因为自2008年政府名为救市，实为权贵解套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之后，我们就是在经历一场“虚假的繁荣”。
　　到今天，又是五六年过去了，但我依然坚持，中国经济需要“救市”，但不是砸向基建工程，让冷的产业更冷，比如中国制造业；让热的产业更热，比如“铁(铁路)公(公路)基(基础设施)”等GDP工程，而应该是扶持民营企业、提振内需，从而拯救近些年来已经持续萧条的制造业，实现藏富于民。
　　3.我支持反腐败，但反对高薪养廉和运动式反腐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一个月，一份由官方智库研究，被称为“383方案”的改革方案在网上广为流传。其中，关于预防和惩治腐败，“383方案”提出建立廉洁年金制度的构想。具体表述为“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公职人员未犯重大错误或未发现腐败行为的退休后方可领取”。这个构想可以理解为一次性支付的高薪养廉政策。那么老百姓交足高赋税后，就能养出两袖清风的官员吗？很遗憾地告诉各位，高薪不能养廉。那么，像俄罗斯普京那样，凭借领导人的铁腕，开展“运动式反腐”行不行呢？我认为短期内可能有点效果，但长期看是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为什么呢？各位有兴趣可以阅读我在《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一书中的相关章节。那么，怎样才能从根子上预防腐败呢？对于这个问题，政治学学者可能会从民主和法治等制度建设层面提出建议，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给出的办法是强化预算制度、公布政府审批清单以及给市场放权。
　　通过预算制度预防腐败，就是把政府的所有收支，事无巨细地向社会公布，让每一分钱的开销都在阳光之下进行，公开透明是最好的“防腐剂”。给市场放权，我认为是预防、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把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楚，市场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自然从源头上铲除了窳败的土壤。而要给市场放权，首先需要政府公布行政审批的权力清单，凡是清单之外的，都应该由企业或社会组织自行解决，政府无需，也不能再去以审批名义谋取部门利益，这和李克强总理最近一直强调的“法无禁止即许可”是一个意思。


　
　　郎咸平：光靠土地流转解决不了城市化问题
　　我反对搞城市化“大跃进”，目前阶段，应该在中小城镇建立更好的制造业体系，以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
　　在本轮改革之前，宅基地跟承包地，这就是农民所拥有的一切。他有没有医疗保险？有没有养老金？有没有公平受教育的权利？我告诉各位，基本上是没有的。举例说，过去农民有集体公社的赤脚医生对不对，现在没有了，都是要收费的；医疗保险过去是没有的，只是近几年才有解决不了大问题的新农合；退休金呢？也没有的；教育权呢？你可以受教育，但是农村的教育质量非常差，常常是一个老师教所有的课，在农村出生的孩子想考上清华北大会更难，因此一出生就是不公平的。
　　那么这次改革对农民有什么实惠呢？首先就是他的医疗、养老和教育可以逐渐与城市接轨，可以纳入中小城镇的保障体系。中间这一块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大了，对农民来讲和过去相比有了更多的实惠，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农民还不能去大城市，只能去中小城镇，因此这个圈终究没有放大到最外圈。这个我表示理解，因为这是第一步。
　　请注意，我过去是一直反对上届政府所提的城镇化的，尤其是40万亿城镇化，我认为这是城镇化“大跃进”，我举出很多例子，说这种城镇化将使大城市不堪负荷。举一个例子，习近平主席2012年访问美国马斯卡丁，那是一个美丽的小镇，和上海市相比，上海人口是它的1000倍，但是上海市的小学只是它的100倍。换句话讲，它按人口平均拥有的小学数量是上海市的10倍。马斯卡丁的医疗也非常好，医疗资源充足，医院病人不多，门可罗雀。我们这儿呢，这几年在上海医生人数增加不多，医院数目还下降，因此医院拥挤不堪。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城市的生态圈已经非常糟糕了，如果你硬要搞城市化，大城市肯定是不堪负荷的。所以，只能从中小城镇化开始，让中小城镇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慢慢和大城市接轨，让资源在大中小城市之间合理地分布，这才是应该努力的方向，这一点也是我过去所建议的。
　　这次改革给农民的另一大实惠，就是给农民拥有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更明确的财产权，这个就是三中全会所提的土地流转问题。过去农村集体土地是同地不同权，不能买卖，银行也不接受抵押。好了，现在宅基地也好，承包地也好，都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收益归农民，农民拿到这个财富就可以进入中小城镇，享受他的医疗、养老跟教育保障，这就是农民土地流转形成的一个城市化的推动力。换句话说，城镇要增加大量的新市民了，是个进步。
　　当然了，很多人在批评说，农村土地能卖多少钱啊？这个批评是对的，政府需要考虑。因为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虽然值钱，但差不多已经被收购完了，真正的偏远地区的农村土地是不值钱的，这个土地流转能否替农民创造更多的收益是存有疑问的。
　　因此，光靠土地流转只能让大城市周边农村的极少数农民致富，而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讲作用是有限的。只有让农民进入中小城镇，在当地找到工作，定居下来，才是一个长久解决之道。所以我们今天真正需要什么？需要在中小城镇建立更好的制造业体系，以吸纳更多的人口。美国马斯卡丁小镇有非常多的企业在那里投资，可以雇相当多的人，我希望我们的中小城镇也像马斯卡丁一样，改善企业的投资经营环境，给予企业更多的优惠，让更多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能够在中小城镇里面茁壮成长，吸收更多的农村人口，这才是一个长久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