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在经济调结构、促转型过程之中，政策着力需继续坚持“底线”思维，同时“稳增长”的政策需打破旧有的粗放投资模式，更多依靠以改革释放“政策红利”方式，激发社会“原发性”的创造力，以此提高增长质量，并形成持久的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

　　经济回旋余地广阔

　　中国经济波动周期处于何种阶段具有不同的观察视角。从长周期来看，经济正在结束三十年超过两位数的“超高增长”阶段，进入“次高增长”阶段。这种增速的变化有我国经济自身累积演化方面的原因，也有为追求更高增长质量而进行的人为调节原因；而对中国经济增速仍能够保持“次高”（比如6%以上）的判断，依旧缘于对我国经济自身禀赋客观与理性的认知，这一增速将会在一个相对中期（比如未来5－10年）的时间内得以保持。而从1－3年的短周期来看，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则正处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刺激性政策导致的经济扩张之后的去库存阶段，而这种去库存伴随的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周期，并正在与国内房地产市场价格酝酿顶部形成叠加，使人们对当前经济增速回落的担忧有所加深。

　　从经济增速来看，2013年我国GDP增长7.7%，2014年目标增长7.5%，从3月初公布的工业增加值以及投资、消费与进出口同比均有下滑的态势来看，目前预计一季度经济增长将在7.4%附近或者之下。从趋势来看，如果没有政策对冲，经济增速有进一步下滑的可能。而近期国务院表示将加快重点投资项目的审批进度，并出台一些稳增长措施，则预示政策已经出手进行“对冲”；相对于“有形之手”在过热时期的“及时削峰”，在经济偏冷时期需要“及时填谷”，以使经济拉回到常态范围之内。

　　中国经济中长期仍能够保持设定“底限”之上的“次高”增长速度，是基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禀赋特征的判断之上。首先，近年来中央政府在宏观分配格局之中取得持续增长的较大份额，资本积聚可以迅速转化为投资能力，同时，我国政府总体的债务率不高，也为必要之时进行财政动员提供巨大的空间。其次，中国城市化程度远未完成、地域差异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先进地区“趋近”的过程，继续对社会投资形成吸纳，这即是巨大的真实与潜在的投资“内需”，这种需求的释放过程在未来若干年内都将存在。

　　其三，中国地域经济形成的“梯度”发展格局，无论是在发达地区还是在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空间依旧巨大，仅以铁路客运为例，国内中东部地区日常时期的满负荷运载，以及节假日期间人满为患的事实，为铁路运力后续增长提供巨大的空间，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运输需求更大巨大。

　　第四，中国消费增长尚处在酝酿与培育期，其对经济的拉动潜力远未释放。这一判断的理由在于我国“人口红利”进入消逝的临界期，广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基本吸纳之后，由最低收入群体供给收缩所推挤，劳动者收入开始实质性增长。而当劳动者收入持续增长与累积，同时伴随制约居民不确定性预期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问题的缓解与解决之后，可以预计中国社会将逐步进入发达阶段，出现消费长久繁荣局面。

　　新模式形成需持续改革

　　与以往不同，人们希望政府“有形之手”在进行经济调节时，需要有新思路、新方法，打破传统的政府粗放投资模式，进行精密统筹、科学规划，同时顾及环保、生态以可持续发展，避免投资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与环境污染，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而新模式的形成需要持续不懈的改革，这种改革体现在各个层面，在比如干部任用与考察方面，需要将就业、经济可持续与地域协同发展、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等纳入指标衡量范围，同时强化责任追溯、追究，避规寻租、短期行为等问题。在市场管制方面，应当放松准入、强化后续事中、事后的动态监管，在激发市场创造性的同时，保持市场有序竞争局面。

　　而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存在于国企之中的矛盾问题，既有公共部门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浪费、腐败等共同问题，也有由准入与规模经济等原因造成的市场集中度过高等垄断问题，导致市场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缺失，对这一问题解决的过程，即是提升效率、矫正公平的过程。

　　而关于垄断问题，信息经济学曾经提出“企业租金”概念，指具有垄断行为的市场主体过度占有与使用社会资源形成的超额收益，这些资源本应由社会资源配置而形成社会福利，由全社会分享。垄断对这一租金的攫取，在损害社会福利同时也损害了资源配置效率，由此决定了国企领域的反官僚、反浪费、反垄断具有多重的经济与社会意义。而国企改革在收入分配、行政机制以及政府管制优化等方面，都需要深化改革加以推进。而在市场层面，竞争主体活力得益于改革与开放的推动，互联网对传统商业、贸易、物流服务产业乃至于正在进行的对金融业的重塑，所释放出的巨大的活力带给人们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