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盖章病”已是我国经济体制当中的毒瘤，到了不彻底治疗不行的程度。盖章既是设租寻租的途径，也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还是压抑创新、创业、创造的磐石。不仅企业家、投资者感到“盖章病”的害处，就连市长也有“痛感”：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小组讨论时抱怨说，四川雅安的水电站都竣工几年了，而重庆这边又有需求，可是，“三年前我就向有关部门提出来，到现在还没有批下来。”他指责的是中央有关部委。人大代表、山东省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说，“去年我们市里因为一个项目跑了19趟中央某部门，但是批与不批的依据我们却始终没有明白。”

　　另一个“喊冤”的是政协委员、著名演员成龙。他在小组讨论时说，“我有一块地在内地，各种手续都办不下来，这个部门把我推到那个部门，快8年了，都没办完手续，我准备放弃了，不要这块地了。”他说，“ 我只想知道我需要办怎样的手续。”

　　不知道办什么、怎么办、谁来办，却又活生生地看到一只“拦路虎”盘踞在眼前；而围绕这只“虎”生存的，是形形色色的代理人。这，正是过于繁琐多重的行政审批营造的困境。多年来，政府也反复出手改变，但成效并不大，究其根本原因，是“家长做派”根深蒂固，是没有自我革命的劲头。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在革除“盖章病”方面，痛下决心，勇于断臂。在过去的一年里，国务院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事项，修订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3月1日，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全面施行，企业注册审批手续减少了40%到50%。

　　这些简政放权的改革，让市场主体感到“松了绑”。去年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27.6%，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到63%，就是明证。

　　当然，“盖章病”还没有治疗到位，“审批虎”还需继续打。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还将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在全国实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落实认缴登记制，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由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报公示制度。

　　政府给自己“拉清单”，这是一个重大转变。也只有从政府这里真刀真枪地改起，所谓“利益固化的藩篱”才有可能打破，改革的红利才能真正释放出来，惠及各方。

　　事实上，设立中国（上海）自贸区，不单是为了通关便利化，而是要全面试点政府放权与市场放开的新机制。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不是要局限在28万平方公里的范围，而是要在成熟后向全国推广。

　　当然，革除“审批毒瘤”不是放弃政府责任，政府也不可能一放了之。就市场主体来说，要依法享有权力、承担责任，实现法律约束、社会约束、互相约束。就政府来说，则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纵横联动的协同管理机制。

　　革除“审批毒瘤”也不是一项审批也不留，而是只留必须留的。对于确需保留的审批，要推广一站式审批、一个窗口办事，把程序完全置于阳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