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鲍尔斯分析过一个实验经济学案例：为解决家长到托儿所接孩子经常迟到的问题，实验者选择6个托儿所，规定父母如果接孩子迟到将被罚款，这笔罚款既算是对迟到行为的惩罚，也算是对保育员延长看护时间的报酬。实验者本以为，罚款规定出台后，接孩子迟到的家长应该少一些，实际情况却相反，接孩子迟到的家长增加了一倍多。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取消罚款规定后，与实验之前比较，迟到的家长仍然多了一倍多。

　　按经济学的理解，人都有避免金钱损失的倾向，在上述实验中，罚款应该对家长按时接孩子形成激励才对，但实验结果为何恰恰相反？鲍尔斯认为，因为该实验使得“道德因素经济化”，于是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在进行这场实验前，家长把按时接自己的孩子看成是道德义务（家长考虑到，孩子眼巴巴等着父母来接，辛苦了一天的保育员需要按时休息），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接孩子是不会迟到的，而且每一次迟到，都会让家长内疚不已。但罚款规定出台后，接孩子迟到以及保育员不得不加班，都变成了可以用钱来衡量和“处理”的经济行为，家长不再为迟到感到内疚，因为他们为此支付了费用，保育员也得到了补偿。只要有差不多的理由，家长都不担心迟到，迟到的家长数量因此而翻倍，就毫不奇怪了。即便罚款规定后来取消了，也没有改变这些家长把迟到认为是“经济问题”的意识，所以他们并没有改变迟到行为，他们潜意识中甚至认为，可能是托儿所之间的竞争使得保育员免费延长照顾小孩时间。鲍尔斯由此感慨：建立在自私动机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如果不加以约束，可能会使我们每个人变得没有道德。

　　所以，必须防止市场无限扩张入侵社会领域。如果不把市场交易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而去为爱心、道德和艺术确定交易价格，市场可能会把我们认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变成冷冰冰的商品。非常不幸的是，市场又的确具有扩张的本能，随着市场范围不断扩张，一些社会领域以至于形而上领域都被迫为市场让道，原来我们认为万分神圣的一些东西，甚至包括人本身，都可能变成工具，都可以计算出价格。

　　在鲍尔斯之前，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已经表达了这种担心。法国思想家伯克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使得“骑士品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随之而来的是诡辩者、经济学家和算计者的时代……没有留下任何会激发情感的东西能让我们产生爱、崇敬、赞赏或依恋。”马克思更是明确写道：商品经济的发展，迟早会使人类“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知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每个人对于所有其他人的命运而言都是外人……每个人仅仅以他自己和为了他自己而存在着。”

　　大约十年前，一名学者撰文认为，政府为每个矿难死者规定的20万元赔偿标准不合适。他给出的理由是：对于每年赚几个亿的煤老板而言，20万元只是“小CASE”。以前，死人在煤老板看来是家破人亡的大事，所以对安全生产还比较重视；国家出台补偿标准后，许多煤老板就把死人的事，看成不过在其亿万资产中拨出“一点点”，他们因此变得越来越没有同情心与人情味，对保障安全生产更缺乏积极性。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纠结的悖论—矿难发生后，经济赔偿对罹难矿工家属而言自然是万分必要的，但赔偿客观上似乎又让有的煤老板更不把矿工的生命当回事儿，这正是原本无价的生命变得“有价”后导致的悲剧。所以，在处理矿难事故时，应当坚持“要赔偿更要惩罚”的原则，煤老板须向罹难矿工的家属支付巨额赔偿，但必须明确，这笔钱不是用来“买”矿工的命，煤老板同时还须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该处巨额罚款的要处巨额罚款，该坐牢的就要坐牢，一点儿不能含糊。这样才能让煤老板懂得矿工的命“无价”的道理，促使他们加强安全生产投入和保障，最大限度避免矿难发生。（卢周来）

　　作者：卢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