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西北角：绿洲农民行走在城乡之间
　　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孟庆国没有像很多上班族一样陷入“节后综合征”，反而异常忙碌。2月7日是农历正月初六，按照中国民间习俗，这一天要用一些特别的方式“送穷”。而作为一名邮政储蓄银行的农村信贷员，孟庆国当天要完成春节前积累的20多笔小额贷款业务，给农民“送钱”。
　　自从孟庆国的家族进入城市生活之后，诸如“送穷”之类的农村民间习俗已经很难见到，看电影、卡拉OK、广场健身等都成为这个家族新的生活方式。
　　孟庆国所在的家族自上世纪60年代从山东迁徙至新疆博湖县，这个位于中国西北角的小县城背靠新疆最大的淡水湖，距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400多公里。博湖县与新疆的其他80多个县城一起，如串珠一般镶嵌在2万多公里的交通线上，绿洲农业支撑着千万个和孟家一样的家庭生长壮大，也支撑着新疆农民的城镇化。
　　信贷员背后的农村金融
　　从离家上百公里的公务员岗位辞职后，孟庆国回到了家乡小城。在他外出求学和工作的几年里，每年都在变化的家乡曾让他感到惊讶。2013年初，孟庆国进入县城的邮政储蓄银行工作，随后开始负责农村小额信贷。
　　随着农民的信贷需求越来越旺盛，孟庆国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小县城还有一家颇具实力的竞争对手。
　　2013年底，博湖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为股份制公司。春节期间，新名称“博湖农商银行”的宣传招贴几乎挂满了县城。虽然这只是迈向商业银行的第一步，但这样的农商行在新疆也只有3家，博湖农商银行当年的存贷业务量达到13亿元。而仅有5万多人的博湖县，2012年人均GDP和财政收入在所属州域内均排名垫底。
　　小城的经济总量并不大，农村金融市场却十分活跃。博湖农商银行在改制后将有条件进入农民的个人理财领域，虽然这并不在孟庆国的个人业务范围内，但他也感觉到这将对自己所在的银行产生直接冲击。然而对于占小城大半人口比例的农民来说，这将对他们的财产性收入增长带来诸多想象空间。
　　节后的第一天工作并不轻松，冬季是农民贷款的高峰期，春节假期前积累的20多笔贷款业务都要在这一天完成。90多万元的贷款，让孟庆国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有休息。
　　从孟庆国手中放出的贷款金额在几千元到5万元不等，以农户联合担保的形式为主。对于春节前舆论热议的农地和宅基地抵押贷款政策，孟庆国认为，政策从北京走到小城，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虽然新政策还很远，但随着农民在城镇购房的增多，农民抵押贷款也不再“空无一物”。城镇住宅抵押让小城农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财产可以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孟庆国在回顾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时，不住地感慨银行房产抵押贷款业务的增长。
　　去年底开始，孟庆国所在银行的各类房产抵押贷款业务开始大量增长，目前已经有了3000多万元的业务量。孟庆国也曾做过一笔房产抵押贷款，相比起农户联保的小额贷款，房产抵押利率低而且手续没有那么繁琐。
　　在博湖县的农村，经过几十年的土地经营积累，有条件进城购房的农民不在少数。孟庆国的父母和姐姐也在3年前搬进了县城的居民小区。
　　绿洲上的农民
　　上世纪60年代，孟庆国的父母来到新疆。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和他们一样数以万计的中国内地农民从拓荒开始，建立起了一个个绿洲农业式据点。现在，新疆的绿洲现代农业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孟庆国的二姐孟新玲经营着父母的20多亩土地，这在当地并不算大户。面对进城后越来越大的日常开销，孟新玲也尝试着在农村的庭院中养鸡。2013年里3个月的时间，养殖为孟新玲带来了5000多元的净利润。虽然也时常抱怨受禽流感影响价格不好，但孟新玲仍然计划着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比起养殖，种植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孟新玲甚至将种地比作一种赌博，葵花、玉米、茴香、辣椒、番茄等作物她都曾种过。对种辣椒、番茄等高投入高产出的经济作物的人来说，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直接决定了农民的盈亏。
　　虽然大部分土地已经实现了滴灌，农业机械的应用也降低了成本，但对于孟新玲等大部分农民来说，收入好坏主要还是依靠“行情”。博湖县是新疆主要的番茄产地之一，这个“红色产业”曾经是小城的经济支柱。在经历几年低谷之后，2013年，国际市场番茄酱价格回暖，这给孟新玲的8亩番茄带来颇丰厚的收入。
　　县城里最大的工厂是上市公司中粮屯河设立的番茄制品分公司，每年的国际市场番茄价格和小城的农民收入都直接挂钩，但几乎没有农民了解这个“行情”，种什么和种多少只能靠着自己的经验决定。绿洲农业还需要“倒岔”，即一块地不能长期种植一种农作物。这也是孟新玲在去年番茄行情见好的情况下，没能扩大种植的原因之一。
　　最近几年，受番茄行情折腾的小城农民找到了新的平衡风险途径——种植一种工业用的色素辣椒。孟新玲只种植了5亩，但色素辣椒每亩收益达到4000多元。辣椒被商贩收购后，被运回孟新玲的老家山东等地工厂，而孟新玲和大多数农民也并不知道辣椒的具体用途，只知道辣椒晒得越红越好。
　　但是，色素辣椒并没有像番茄一样给小城带来太多的工业产值和就业。由于当地没有深加工的产业，辣椒的风险其实远超番茄。这在孟新玲看来并不算什么，毕竟已经在辣椒种植上赚到了钱。
　　相比孟新玲，孟庆国的大姐孟新慧的土地种植之路走得更远。孟新慧和丈夫已经在小城附近的新疆第二大城市库尔勒购房安家。早在10年前，孟新慧夫妇就把眼光落向了几百公里之外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和田地区。他们在和田农村流转承包超过700亩土地，从种植棉花开始，现在已经全部种上了红枣。
　　事实上，孟新慧夫妇外出包地的成本在当时并不算高，而且大部分资金可以通过贷款获得。去年，他们将土地又转租给了来自内地的老板，并回到库尔勒安心养育第二个孩子。
　　进城之后
　　春节期间，孟庆国的家族再次在小城汇聚。孟家的年也过得越来越像城里人。吃火锅、唱卡拉OK、看电影，开着崭新的轿车走亲访友或者去商场购物消费，农民进城之后，新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应接不暇。
　　县城的生活很丰富，但和小区里大多数农民一样，孟新玲只是在冬季居住在县城。务农季节，有劳动力的农民还是会回到农村。在孟家居住的小区里，一到冬季，孟新玲的丈夫就常常为找不到停车位而苦恼。但是到了春夏季，这些私家车大多都开在乡间小道上，停在了农村的庭院里。
　　孟新玲成为城乡两地迁徙的农民，在小城里这样的农民并不在少数。在孟家居住的小区里，大多是农民购房，而且很多从前相熟的邻里和亲朋刻意将楼房买到了一个单元。进了城后，孟新玲觉得自己和城里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将户口和社保等迁入城镇，并不是不能迁，而是不愿意。
　　孟庆国的家族户口都还在农村，包括居住在库尔勒的孟新慧。在孟家居住的小区，并没有城镇里的社区或者街道等机构来管理进城的农民，大部分农民只是“在”而不是属于这里。
　　虽然城镇居民社保医保都要比农村高一些，但是孟新玲认为农民的身份会带来更多政策优惠。更重要的是，没有农民敢在政策未明确之前彻底离开，农村分配的集体土地和宅基地都是农民的根，谁也不愿意失去根基。
　　2013年初，就有中央政府相关部门领导表示，农民进城之后不会强制收回宅基地和承包地。去年底，对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财产权利的保护再次被提上政策日程。
　　孟新慧和孟新玲的孩子都将很快面临升学的问题。在保护农民财产权情况下，城乡户口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统一是孟家等大多数农民的期盼。虽然享受着县城优良的基础设施，但是孟家式的城镇化只是“上楼”，距离“人的城镇化”还有一段路要走。(每日经济新闻 李泽民岳琦)

　　曹县故事并非个案：欠发达县城除了卖地几无出路
　　县城房产大跃进
　　“C县”是不是曹县，已经不重要。
　　马年伊始，山东“C县”公务员被摊派卖房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也有媒体直接点出“C县”即曹县。7日，菏泽市曹县有关部门急急辟谣，否认摊派。
　　但记者获取的一份文件，以及曹县当地朋友的述说，让这种辟谣显得苍白。
　　新闻背后，一方面折射出政府部门对公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反映出一些县城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城镇化进程中的盲目扩张。
　　与曹县毗邻的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人口64万，面积800多平方公里，但其城市规划区已经扩大到207平方公里，核心区达到46.3平方公里。
　　两年前的2012年，金乡县主要领导曾说，“按照原来的规划，未来五年，金乡县规划建设500栋小高层建筑，这个规划，并不超前”。
　　“C县”故事
　　媒体近日爆出山东“C县”的公务员被要求在2014年必须介绍自己的亲戚或朋友，至少在县城内购买两套新建商品房，否则可能被罚款或停发工资的消息。
　　曹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回应说：经县委宣传部、县纪委、县房管局联合调查，所有县直机关均未收到摊派卖房任务，未发现政府部门或乡镇政府摊派公务员卖房的情况，更不存在“500元买名额”一说，欢迎广大网友积极提供相关线索，如发现“摊派卖房”将严肃处理。
　　记者向家在曹县的朋友求证，这个朋友询问了几个亲戚、朋友，有明确告诉他被摊派了任务的，也有支支吾吾不想说的。“报道出来之后，大家都很谨慎。”
　　一份文件也可以作为“佐证”。这份印发于2012年执行到2015年底的“曹发20号文”，虽然没有给公务员明确卖房指标，但给县直责任单位和乡镇确定了推进农村居民进城购房居住和就业创业指标。
　　这份文件说，县委、县政府将逐年给各乡镇分解推进农村居民进城就业创业年度目标，下达年度任务，并将推进情况纳入对乡镇和县直有关责任单位的年度科学发展考核，年中对有关单位和个人实行奖惩。
　　从税费的优惠政策上，也可以看出曹县卖房的迫切。上述文件规定，凡购买首套住宅房，90平方米以下(含90平方米)的，全额奖励交易契税(先征后返)；90平方米以上144平方米以下(含144平方米)的，奖励80%契税；144平方米以上的，奖励50%房屋交易契税。首套门市房、店面，契税按50%进行奖励。同时，购买首套商品房，需按揭贷款的，由有关部门协助办理，并按100元/平方米奖励；购买时一次付清的，按总房款的5%奖励。
　　城镇化冲动
　　与曹县毗邻的金乡县，房地产开发也很火热。但当地人士告诉记者，金乡县没有给公务员下卖房指标的情况。
　　这位人士称，金乡的房子还相对好卖，因为金乡有成规模的特色种植产业，“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金乡。”这个县的农民人均收入去年是12188元，比曹县多出了近3000元。
　　这位人士举例说，2009年，他买的房子每平方米2200元，去年涨到了3300元。价格最高的住宅现在到了4300元。“价格上升，说明需求还比较旺盛。”
　　卖房背后，是县城加速推进的城镇化。
　　曹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该县县长谭相海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称，2014年要着力完善载体功能，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确保城镇化率提高2个百分点。
　　金乡县有着庞大的城市建设计划。该县2014年把城镇化作为促进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年内城镇化率提高3个百分点以上。
　　金乡县县长董冰在今年县“两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称，这个县2013年城镇化率提高3.3个百分点，在抢先完成新一轮土地修编的基础上，又新布局了17平方公里的生态新城，贯通了支撑发展的骨干路网，拉开了新一轮城乡开发建设的大框架。
　　刺激金乡人“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动因来自2012年该县对江苏沭阳等地的考察。考察归来，金乡县主要领导不由感慨：“比如城市建设，我们对城区规划作了调整扩大，实施生态湿地景区建设，未来五年规划小高层、高层建筑500栋，认为已经比较超前了，可是沭阳城大楼也高，城区总框架已铺至83平方公里，15年增了近9倍；城区12层以上楼房就规划建设了720栋，建成或在建460多栋，其中百米高楼规划了50栋，建成或在建35栋，城市绿化率超过45%，已经进入了高层时代和生态时代。加速推进城镇化，这是沭阳等后发地区的基本经验。”
　　“兖州经验”也让金乡人艳羡：兖州文化产业、城市建设大投入、大手笔，一个兴隆文化园就投资30亿元，紫金城房地产项目投资达20多亿元。“他们的城投2010年底资产规模就达到110多亿元。”
　　“用不会花钱的人的钱发展金乡，用国家政策资金、银行资金发展金乡。”记者了解到，去年，金乡县就有4个城投公司在运作。而去年，房地产开发也给金乡带来了2亿元的税收。
　　欠发达县的困惑
　　处于鲁苏豫皖四省八县交界处的曹县，总人口160万人，是山东省人力资源第一大县，属于山东的欠发达县。该县的王光烧牛肉和铁棍山药在山东小有名气。
　　曹县2013年GDP初步估算为254亿元，同比增长13.3%；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0亿元，同比增长2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580元，同比增长13%；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242元，同比增长14.5%。
　　县长谭相海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称，曹县欠发达的县情仍然没有改变，加快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资金、土地、能源、环境等瓶颈制约因素趋紧；政府破解发展难题的能力、依法行政的水平和工作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等。
　　这位曹县朋友告诉记者：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县，除了卖地、发展房地产，几乎没有出路。
　　本报记者能查到的资料是，2011年，这个县的住宅开发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
　　卡位，争先进位，仍然是县域领导的工作目标。
　　董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金乡县在2012年全省县域综合考核前移73个位次的基础上，2013年主要经济指标增幅继续位居全市(济宁市)前列。
　　对一个相对落后县来说，要卡位、争先进位，道路大概有两条，一是引进项目，二是卖地，搞房地产开发。
　　由此产生的现象是“全民招商”。金乡县一位领导在公开讲话中说，济宁市某地，成立了104个招商局，招商效果十分明显。
　　104个招商局，应该是她的口误，但县直部门、乡镇，都有招商任务，是一个普遍现象。
　　但对很多落后县来说，卖地，搞房地产，还是见效最快的。
　　济宁市某区一位人士这么对记者说：政府为什么热衷于拆迁、建房，这是因为拆迁、建房在税收方面见效很快。发展实体经济，搞工厂，几百亩地批出去了，一年能有多少税收？而一个地产项目建下来，一两个亿的财政税收就来了，并且这些税收基本是留在地方的。你说，地方上更喜欢干什么？(第.一.财.经.日.报.李.攻)
　　

　　评论：城镇化要根除运动式造城　勿仅抱房地产大腿
　　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部分地方以房地产先行带动“新城”建设，导致“新城”变“鬼城”的案例时有发生。此种路径如大行其道，将给地方经济发展、楼市运行、财政收支等带来难以逆转的恶果。各级政府应调整思路，要依靠市场机制释放改革红利，切勿只顾抱房地产的“大腿”。
　　从大量商品房闲置，不难分析出其“病理”：房屋难以消化，导致房地产相关税收告急，加剧地方财政压力。而随着经济增速主动放慢，部分地区的政府财政状况更为窘迫。
　　“病理”易解，“病根”难除。一方面，“运动式造城”惯性难改。在熟练的“圈地—搬迁—建房—销售”操作链条背后，是片面追求城市区域扩张与重置，忽视产业支撑与人口流动。这种“运动式造城”思路由来已久，结果便是实现土地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
　　另一方面，“房地产财政”魅影挥之不去。房地产开发不仅是推高GDP重要手段，还能带来大量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税收，对部分习惯了大手大脚花钱的地方政府来说，无疑是便捷的生财之道。
　　不只是三四线城市，在很多城市发展过程中，这两种思路已根深蒂固。需要警惕的是：鄂尔多斯(8.07, 0.14, 1.77%)楼市崩盘的余波未平，“造城运动”具备种种相似的特征，若不及时“刹车”，这些城市是否会步鄂城后尘？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今年1月，在全国100个城市中，有37个城市的（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下跌，比去年12月增加5个城市。在房价下跌城市中，除厦门、温州、海口等以外，均为三四线城市。尽管房价跌幅不大，但一旦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下一步影响的恐怕就不仅仅是楼市，还可能危及地方经济增长、加大地方债务压力。
　　截至2012年底，我国城市化率为52.57%，还有巨大潜力来推进城镇化。而要实现健康、有序城镇化，需彻底治愈“房地产依赖症”，寻求更为科学有效的路径。
　　首先，树立产业发展先导地位。只有“乐业”，才能“安居”，扶持产业是聚集人口最好路径。各地需根据本地区资源优势、发展传统等，考虑产业转型和升级等因素，确立该地区支柱产业，将产业发展置于先导地位。除个别旅游城市外，切忌将房地产业作为先导产业。在此基础上，再启动后续各项规划和建设。
　　
　　其次，实行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城镇化进程与土地流转、征收和开发密不可分，目前土地制度改革的破局正加快推进，但为遏制盲目发展，仍需强化制度约束。尤其需对建设用地指标严格管理，确保各地不突破指标“红线”，控制城市规模，严防“鬼城”吞噬良田、“园区”挤占农地。
　　再次，合理配置城市资源。除部分资源、环境型城市外，绝大部分中小城市缺乏比较优势，难以聚集人才、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和城镇化推进。一方面，要下放权限，给予中小城市政府更多自主权，赋予其发展活力；另一方面，要把优质资源向中小城市转移，增加吸引力。建议目前正在酝酿中的城市群战略要以城市资源合理配置为重要内容。
　　最后，严格执行各项房地产调控政策。在历次房地产调控中，部分中小城市对政策执行力度不足，个别地方甚至置之不理，这是导致市场信号错乱、房地产投资过热重要因素。未来需在坚持差别化调控基础上，强化执行必要的楼市调控政策，遏制楼市无序发展局面。
　　此外，要从根本上扭转从上到下的政绩观。切勿再以GDP考核地方官，需更多关注人民生活水平、居住就业、文化教育医疗、环保减排等指标，这才是政府官员们最该办的事情。（中.国.证.券.报.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