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安县的城乡一体化试验：离土不离乡到镇上就业
　　坐上从北京到江西的直达列车，不到11小时便可到达江西九江，再坐二十多分钟的动车即能到德安。德安隶属于九江，是个人口只有17万人的赣北小县城。
　　昌九城际列车的广播中如此介绍德安，昌九一体化重要城市，袁隆平、李安的故乡。
　　在城镇化大潮中，德安县将镇村联动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工作。该县一名官员介绍，德安县发展思路不是做大广场，而是要做产业，镇村联动不是希望老百姓全部到县城就业，而是可以在附近镇上就业，以乡镇政府所在地进行改造，往工业新区新型城镇化方向发展。
　　德安县的城镇化更多源自内生增长。春节期间，该县隆平大道两边集中的县城最高端楼盘，开盘价普遍达到每平方米4000元，购房的一大主体就是农民，他们为中国的城镇化率贡献了增长指标。
　　农民收入结构发生变化
　　德安县以丘陵为主，大面积机械化种植的操作性不大，该县主要种植粮食和棉花。德安丰林镇大畈村，人口1600多人，共有9个村民小组，人均耕地两亩左右。
　　当地棉农年龄主要在四五十岁以上，年轻人绝大部分在外打工。这种人口流动也因每年棉花收益的变化而变化。以前棉农的收益较高，农民种棉的积极性就高。但近几年，受棉花比较收益的影响，土地抛荒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偏远山区开辟的农田基本荒芜。
　　2013年七八月份，由于干旱，当地棉花普遍性减产，每亩由往年的500多斤减到300多斤，但是成本却丝毫没有减少。占大头的是种子成本，一亩田种子涨到70元，再加上化肥、农药、除草剂、浇地等，一亩田的成本至少是500元，而国家对棉农的补贴是每亩15元。
　　2013年，棉花的收购价是每斤4元左右，以330亩产计算，一亩田的收入是800元。加上棉花属精耕作物，从培育、栽棉、管理再到采摘，需要耗费大量人工，近几年人工成本却高企。举例来看，村里一对夫妇承包15亩田，共收获5500斤棉，毛收入24000元，刨除硬性的开支，夫妇二人一年的收入是18000元。而县城任意一个工厂务工人员的月工资都在1000元以上。
　　1月28日，德安县农工部新农村办主任袁定锋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说，传统农业尤其是小农不赚钱，这几年农民务农收入增长缓慢，但农民收入的其他两项——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有大幅提高，增速较快，主要是城市就业机会多，工资性收入相应提高。
　　据介绍，在县城的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已破万元，高于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8896元。
　　记者调查显示，农民的收入来源也越来越复杂，除了家庭经营农业的收入，还有如城市务工或者各类手艺等收入，收入越来越依附于工业化、城镇化及固定资产投资等，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占比较低。
　　这与中央统计数据基本一致，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显示，当年农民收入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
　　镇村联动统筹城乡发展
　　在德安县，县城工业园区承接着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他们大多是农村四五十岁的妇女。
　　以大畈村为例，村里很多妇女在县城工业园打工，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厂、鞋厂等。其工资从每月1000元到4000元不等，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如果表现好，在县城工厂打工的收益可以超过务农收入。
　　与外出打工相比，一些农民更希望就近择业，这与乡土情结有关，留守儿童问题也让他们外出务工有所顾虑，德安县“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园、工业镇模式正在安抚着农民对乡土的眷顾。
　　2002年，德安在南昌至九江的高速公路旁建了一个占地5平方公里的工业园，招揽一些沿海企业前来投资。仅2010~2012年，该县就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翻番的目标。
　　近年来，江西省先后出台的昌九一体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共青先导区等规划，德安县由于处于几项规划的中心地带，迎来了机遇。
　　该县的口号是 “聚集产业拓宽就业”，县宣传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县城正在加快4.3平方公里的县工业园七期和5万平方公里的丰林工业区的开发建设，通过推动系列纺织企业落户，升级为农村群众提供就业平台。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在工业园区建公租房、廉租房、学校等设施，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公租房。记者考察了位于宝塔乡的杨桥新城，这里原本是个普通村庄，现已成为超大小区，超市、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齐全，总建筑面积达21万平方米，安居房达2100套，可安置8000余人，而工厂就在小区附近。官方称“这是镇村联动联出的新天地”。
　　以就业带动城镇化
　　德安县2013年镇村联动建设发展报告显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是镇村联动的核心，基础设施包括新区、中心村、基础村建设等，在产业发展上，德安规划三个重点乡镇为工业乡镇，如丰林镇引进的美宝利项目投资1.5亿元，可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
　　上述官员介绍，国家层面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尚未出台，具体还不知怎么做。但德安作为南昌九江一体化的重要结点，首先需要做好基础设施一体化，同时作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先导区，该县积极引进新型产业，这是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
　　该官员也提到，以就业带动城镇化是当地主要发展思路，未来发展方向是打造工业园区，目前县城工业园缺少劳动力至少上万人。
　　作为一个农业县城，在十几年前，德安县县城人口只有两三万，现有近十万人口住县城，城镇化率早在前几年就突破5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进城农民成为产业工人、建筑工人、家政工人等，他们成为县城庞大的工人队伍，也成为城镇居民的主力军。
　　德安县的这种城镇化更像是一种自发的转移。在农村，务农收入无法提高，农民唯有“走出去”，这也是发自农民内心的选择。相对于农村设施的落后，城市对他们极具吸引力。
　　地产商也在推波助澜，地产广告进村进镇，在农村经常可以看到房地产楼盘广告，诸如“XX城，等你回家！”等刷在墙壁上，替代了过去农药化肥摩托车广告。在社会层面，结婚在城里有房已成为一种默认的刚性标准。
　　城镇化已势不可挡，无论是农民的主动选择还是政策趋动，抑或收入鸿沟、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强势引力，城镇化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着很多人的生活，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曾在城乡间摇摆的农民，因熟人社会的示范效应，而加速着这种进程。(金微)

　　大王庙村老刘家的新迷茫：丢了土地去城里“享福”？
　　一辆橄榄绿越野车从长江堤干上转了120度大转弯后，缓缓驶入大王庙村。虽然已过立春，村子里的树枝却仍干枯着，公路边的小河道里堆满了厚厚的青苔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水泥路上也积攒着厚厚的灰尘，车子一过便尘土飞扬。
　　大年初三，坐在自家门口的刘诚新远远看着这辆车子离自己越来越近，他知道车上坐着大儿子和儿媳，虽然家里有很多烦心事儿，他还是去迎接这两年一次的团聚。
　　大王庙村留守者不足一半
　　大王庙村在湖北监利县，距离省会武汉244.6公里，离荆州也有近200公里路程。刘诚新是土生土长的大王庙村人。
　　大王庙村如今有近200户人家、上千口人，常年的留守者不到总人数的一半，即便是新春佳节，走在村子里见到最多的也是一幢幢大门紧闭的房屋。
　　“这两年，村子里修起了不少漂亮的别墅洋楼，一个比一个豪华，但常年都没人住。”刘诚新说，“这都是在外打工挣了大钱的，不像我们，还守着几间平房”。
　　事实上，早年在大城市打拼的刘诚新也挣了一些钱，不过这些钱全用在供两个儿子上学以及治疗母亲的病上了。和大多数农民一样，刘诚新大半辈子都相信只有读书才能让两个儿子改变世代为农的命运。
　　1996年，大儿子考上武汉大学，成为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2000年，小儿子也考上了重庆大学，令刘诚新脸上颇有光彩；本科毕业后，两个儿子又相继读研深造，成为村子里少有的文化人，“那时候走在村子里，大家都说特别羡慕我”。
　　然而这种境况并未持续太久。近五六年来，村民们相继开始修小洋楼，刘诚新的6间黑瓦红砖小平房在各种欧式、北美风情洋楼映衬下也显得尤为扎眼。“我不爱住楼房，但家里有两个‘出人头地’的儿子，不修洋楼会惹村民笑话。”
　　面子上撑不住的刘诚新自2012年起便同两个儿子商量修洋楼的事情，但常年生活在城市的儿子们并不同意。“大儿子在北京的医院工作，小儿子也在另一个直辖市，他们已经在城市里结婚生子，不可能再回村子里，大王庙已经不是他们的家。”刘诚新说。
　　城市扩容让农民变居民
　　修小洋楼，已是当下大王庙村的主旋律。不少外出打工的村民相继回来，盖一栋楼房，娶媳或嫁女，在家过一个春节，继续外出打工。
　　今天的大王庙村，让在城市里生活了10多年的刘其亮感觉越来越陌生。农历春节，他带着一口普通话的媳妇在村子里转悠，幼时房前屋后的清澈荷塘已被填埋，取而代之的是一排别致洋楼；围绕村子的溪流也成了废水沟，他熟悉的事物已经不多。
　　刘其亮是理解父亲刘诚新修洋楼的，但和哥哥刘其忠一样，他们都认为，对于老刘家而言，大王庙村已经不是一个选择。
　　刘其忠的妻子老家位于湖北荆州市郊区，距离市区仅十几公里路程，同大王庙村相比，那里的地理区位显然占尽了优势。这份优势的直观反映便是随着荆州市区的不断扩容，以及周边工业区、开发区等系列建设规划，刘其忠妻子所在的村落很可能会被纳入规划之中，村民的房屋会因征地得到相应的补偿。
　　“我爱人他们家的亲戚都在这两年修了大房子，两层、三层、甚至还有四层的楼房，因为征地是根据房屋面积来折算补偿金，所以有资金实力的都拼命修大屋。”刘其忠说，当地村子里还有一些贷款修房子的，为的就是在政策出来前抢到“入场券”。
　　刘其忠明白，城市扩容、征地、让农民变为城镇居民，这是城镇化的必经过程；不过在当地多数已进城务工多年的老百姓眼里，土地的意义正在减弱。
　　令刘诚新颇为忧心的是，传了好几年的征地直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周围有两个村子都已经撤村建社区了，就他们那个村子还没有动静，你说躁人(当地方言，表示“很烦恼”)不”。
　　自家的农村土地谁来种
　　由于小儿子娶了外省媳妇，原本每年春节回家的频率也被迫改为两年一次。今年春节的大团圆让刘诚新足足等了两年，但他却开心不起来。
　　除了房子，刘诚新还牵挂着另一个人，那就是躺在医院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弟弟。
　　2013年12月下旬，在长沙做环卫工人的弟弟清扫大街时被一辆小轿车撞伤，如今快两个月了，仍然神志不清。
　　刘诚新的弟弟和他一样，半辈子都在城市里打工，如今也快60岁了；和刘诚新不一样的是，常年在外漂泊的弟弟已丢失了在大王庙的家，房子早已破败不堪无法入住，妻儿也已远走他乡。
　　事实上，这在上亿外出务工者中并非孤例，城市丰富多彩的生活、婚姻观、价值观都在影响着进城农民，家庭破裂的不在少数；而随着年龄增长，远离土地多年且已失去家庭的老年打工者的养老问题，开始扑面而来。
　　在刘诚新看来，弟弟的车祸不过是把终究要面临的问题提前了。“如果他的大脑一直不清醒，必须要有一个人随时看护。”刘诚新说，弟弟没有养老保险，几个子女在十三、十四岁时就出去打拼了，他们不会种地，对大王庙没有多少感情，现在都在湖南株洲等地买了房子定居，让他们回来看护的可能性非常低。
　　经历了从大王庙到大城市再回到大王庙的刘诚新说，这几年是他这辈子最迷茫的时候。今年春节，刘诚新又添了新的迷茫，他接到两个儿子的邀请，希望他和老伴丢掉土地去儿子所在的城市“享福”。“土地究竟还种不种，如果农村的土地都荒弃了，那粮食要从哪里来呢？”(鄢银婵)

　　一名滁州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史：四年前南下 四年后回家
　　从羊城广州挤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韩飞回到家乡小城安徽省滁州，这是他时隔两年再次为了春节团聚回到家乡。此前，韩飞在广州打工并不如意，一年来没有余下多少钱，也就没有回家的动力，去年春节他独自在8平方米的出租房内度过。
　　春节已过，韩飞左右摇摆，该不该南下广州继续打工生涯？时隔两年，家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家里的土地已被征用，瓦房已经变成了崭新的楼房。离家不远的开发区内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这些企业都在大量招聘工人。在经过一个春节假期的内心挣扎之后，韩飞选择留在家乡就近择业。
　　继续南下还是回乡择业？
　　2009年，韩飞从滁州市来安县一所高中毕业，没有像其他高中生一样迈入大学校园，而是选择南下打工，正式成为外出务工大潮中的一员。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长途大巴，韩飞到达了其打工生涯的第一站——深圳，由于年龄小，没有工作经验，学历低，“找工作持续了一个月，原有的自信心被打击得快没有了，那时就想立刻买一张车票回家。”韩飞说。
　　最终韩飞在其表哥的帮助下，进入深圳郊区的一家服装厂从事流水线的工作，月工资960元，“那时只能算是学徒工，只能拿这么少的工资，但还比较满意，工厂提供吃住，如果加班还能多拿一些。”韩飞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韩飞对工作的新鲜感消耗殆尽，接下来面临的是连续加班的辛苦，仅仅8个月后，韩飞辞去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跟随工友来到广州中山市，进入一家电子厂。不过，随后韩飞并没有稳定下来，单是2013年，韩飞换过6份工作，搬过三次家。2013年底，韩飞随着返乡大军回到了久别的家乡滁州。
　　是继续南下，还是留在家乡就近择业？韩飞沉思片刻后说，“家乡的城市变化太大了，整个滁州都不认识了。”老家来安县城同样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城区已经初具规模，大量的商品房拔地而起，韩飞家也从当年的瓦房搬进了如今的安置房。
　　最终，韩飞在父母的鼓励下前去面试家附近的一家服装企业。2月5日，韩飞致电记者称，决定在家乡就近择业，“在外面的四年，我尝到了各种辛苦，对自己也是一个历练，现在老家发展得不错，还是留在家附近，可以照顾父母。”韩飞说。
　　外出务工者回流加速
　　事实上，韩飞只是安徽外出务工者回流家乡的一个缩影。随着近年来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已经有大量外出务工者选择回到家乡就业，就韩飞所在的来安县，每年春节后，当地就会举行招聘会，县里的众多企业都会在这场招聘会上争抢回乡过春节的外出务工者。
　　除了外出务工者开始大规模回乡就业外，韩飞所在村庄的农民在搬入新房后，也大多到附近的工厂上班。
　　滁州市的主政者们认为，随着滁州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加速，外出务工者会进一步回流，“滁州目前城镇化率为45.1%，在安徽属于中游水平，我们计划在2017年达到省平均值。”滁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德新说。
　　此外，张德新还表示，目前滁州重点建设乡镇，每年都会采取美好乡镇建设，促进人口向城镇集中，从2013年8月份开始，组织了11个月调研组对全市40多个乡镇城镇化进行调研，调研的重点就是促进乡镇企业、乡镇产业快速发展。同时，2013年，滁州陆续出台了《加快乡镇建设，促进镇域经济发展》、《加快集镇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等四个文件，“新型城镇化最终还是人的城镇化，大量的农村人口集中到城镇之后，就面临就业的问题，这需要产业的支持，所以目前重点是发展乡镇产业。”
　　但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滁州也遭遇了不小的困难，张德新表示，比如一些村民不愿意向城市转移，主要还是土地和农村宅基地的问题存在，此外，村民进城的后续保障问题也面临困难，特别是对财政的压力。(查道坤)

　　灌溪镇“夹心层”农民的命运转折：成也良田 忧亦耕地
　　对于世代务农的柳曹刚来说，过完马年的春节，就得考虑寻找新的生计了。
　　柳曹刚是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灌溪镇的农民，20年前，他从四川省奉节县(现属重庆市万州区)举家迁往灌溪，看中的就是这儿的良田沃土。相比贫瘠大山区的老家奉节，在柳曹刚的眼里，这儿的良田简直就是金矿。
　　柳曹刚有的就是力气，是一个勤恳的庄稼好把式。
　　当地好多人或外出打工、或撂荒退田的时候，他就把耕地接管过来自己耕种。最多的时候，他家种植的水稻面积达到七八十亩。就是靠着种田、喂猪，柳曹刚两口子起早摸黑的劳作，硬是拉扯出了三个大学生。前年还修建了一座新楼房。
　　“现在的生活，比起以前城里人的日子好过多了。”看到进村了解当地农民生活状况的《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柳曹刚直言城镇化带来的好处。
　　不过，他也有忧心之事。“组里的耕地去年被一家大企业征用，现在人均耕地面积都不到3分地了。”住进新楼房的柳曹刚，尽管脸上还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可也掩饰不住对未来生活的担忧。毕竟，只会种田的他，失地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
　　耕地少了 路面硬了
　　灌溪镇地处常德市区的近郊，毗邻大型企业浦沅工程机械厂，30年前就被湖南省政府命名为“灌溪工业园区”，工业一直比较发达。
　　近几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工业发展速度异常迅猛，大片良田被征用盖起了厂房。
　　2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临岗公路驱车北向，不到一分钟便进入灌溪镇的地域，从临岗公路4公里处驶出，右转，来到了柳曹刚家。
　　一辆推土机静静地停放在一大片空旷的、尚未平整完毕的耕地边沿；空地的另一边，则是一排排崭新的农舍。
　　“这块地是被常德烟机厂征用了，听说是要建一个大型的复烤车间。”柳曹刚告诉记者。
　　这块被征用的土地原是100多亩水田，柳家承包耕种的水田有一大部分在此。“我们组里有170多个户籍人口，现在剩下的耕地也就30亩不到了。”他说。
　　记者了解到，当地搞城镇化建设大规模征用良田，但农民反对意见不大，主要因为两点：一是当地长期以来工业氛围比较浓厚，当地农民都知道工厂进来了挣钱的机会更多，比种田有“搞头”；二是当地的生活硬件设施因为城镇化而急速优化，农民得到了方便和实惠。
　　柳曹刚告诉记者，以前身处大山的他，对柏油或水泥路面有着天然的敬羡。乡村里笔直的公路，“下雨天脚不沾泥”，这让他很知足。
　　有了城里人的感觉
　　更让柳曹刚知足的，是前两年新建的楼房。
　　记者看到，柳家的二层小洋楼就在一条水泥街道的旁边，不锈钢门窗褶褶生辉，四周花红柳绿。放在城市里，绝对是一座颇有品味的独栋别墅。
　　柳曹刚说，他家的房子在当地还算不上最好的，至少在他所在的组，家家都是这样的楼房。记者站在柳家楼旁的小街道边，一溜数下去，笔直宽敞的水泥路两边，有几十栋这样的小楼房，看起来像城里的某一条街道。
　　20年前，柳曹刚从四川奉节移民到湖南常德，陆续带出了自己的弟弟、妹妹等几家人。从当初落户时的一穷二白，到如今家家都还算得上中等富裕农民，如非勤劳，确实不易。
　　柳告诉记者，当地人搞工业加工作坊的多，大多不愿种地，移民过来后，他家就承包了很多别人不愿种的耕地，几十亩水田每年能收入几万元；再加上媳妇在家饲养上百头生猪收入的几万元钱，尽管两口子十分辛苦，但满足3个孩子的上学开销之后还能略有盈余。他的弟弟则在附近打零工，这几年周边拆迁的多，零工活干不完，收入也还不错。
　　自己一大家子的生活水平，能逐步提高到现在的水平，柳曹刚已经相当满足。搞城镇化建设，灌溪近水楼台先得月。
　　“夹心层”失地农民的苦衷
　　灌溪这个曾经人均耕地超过2亩的富庶小镇，现在却即将无地可耕。记者疑惑的是，这么多地被征用，当地的农民怎么办？记者此前打听到，这些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他们的农民身份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变化，这正是柳曹刚最大的烦恼。
　　他告诉记者，村里这几年征地的基本都是几家效益比较好的企业，解决办法是给村组集体一笔现金补偿，再每家解决一个进厂就业的名额；超过60岁的，则由用地单位负责一次性购买社保。这种征地补偿方案，大多数村民是能够接受的，因为他们很多早就不种地了。但对于种田大户柳曹刚而言，他却是有苦说不出。
　　他告诉记者，每家企业解决被征地家庭的就业，都是有年龄要求的，40多岁的他根本就没有资格；他又远远不到60岁的年纪，用地单位更不会帮他购买社保，以后的养老是一大问题。
　　最迫切的现实问题是，耕地没了，一家子的生计从何而来？老大尽管毕业一年多了，但基本只能自己养活自己；老二、老三都还在校就读，每年必不可少的花销就得几万块钱。
　　据柳曹刚称，这次常德烟机厂征地，户籍人口每人能有差不多一万块钱补偿。他家也就是三五万块钱，仅仅能够维持全家一年的开销，以后怎么办？
　　作为处于年龄“夹心层”的失地农民，绝大多数都是家庭的支柱。柳说为此他去镇政府反映过情况，镇政府工作人员也表示同情，可也找不到什么解决办法。( 华强)

　　洛宁县资深农户算盘难打：“好地”租金仅200元/亩
　　我的父亲，现在又多了一个身份，成了家里“留守儿童”的监护人。他说，等刚会跑的孙子3岁了，也想到大城市走走看看。马年春节回家，看到已上了岁数的父亲抱着他的孙子在村里来回转悠，虽然尽享天伦之乐，但也难掩无奈。
　　因为这个留守的小孙子，父母仍要面朝黄土背朝天，守着15亩农田。不过，从2013年起，村里来了烟草承包大户，家里已将3亩半的“好地”承包了出去，名义租金每年300元/亩。父亲说，土地承包出去是迟早的事，仅村里西队外包的土地有70亩之多，都是一些平整的好地。
　　老家所在的河底乡作为号称“全国烟草种植十强县”洛宁县一个重要的烟草种植示范基地，这里因烟草种植而出现的农地集中承包大幕已经徐徐拉开。
　　开荒拓地养家糊口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老家还没有“外出打工”这一说法，乡亲们只能守着人均几分的薄田养家糊口，年轻人常年在家务农，放牛羊。如果遭遇旱情，夏秋两季的庄稼可能颗粒无收。
　　在豫西山区的广大农村，作为“80后”这一代人，一般家里的兄弟姐妹较多，当时，农村孩子上学不像现在这样不用交任何学费，而要交一定的书杂费、学杂费等，但挣钱糊口却是一件非常艰辛的事情。遇到开学，筹钱成了多数家长作难之事。
　　因此，父亲除了冬闲时到渑池“下煤窑”或灵宝金矿“拉矿石”之外，便是开荒种地，“土里刨金”。村里北边是坡状的丘陵，南边是起伏的荒山，长些野枣树等，坡陡足有五六十度。
　　那是夏天，我每到周末放学上山给父亲送饭，看到他抡起?头一?头一?头地掘开荒土，翻出新土。山上的2亩荒地，父亲用了一个夏天才开辟出来，到深秋时节种上了菜籽。不过，播种尤为艰难，当时就算是有农用机器也派不上用场，父母只好牵着两头黄牛，把耕犁、化肥、木镂和种子一件一件地背到山上，而等到来年5月菜籽成熟时，再一篓一篓地背下山来。
　　此外，老家门前还有一条流淌不息的无名河，其河滩地多石头，即便如此贫瘠，也成了村民圈地开荒的目标。后来，荒山、河滩以及一些沟沟堰堰均成了村民们增加耕地的渠道，有些村民开辟出来的荒地面积甚至比承包地还多。
　　“打工潮”令土地撂荒
　　进入新世纪后，村里掀起了外出打工潮，一些村民常年不在老家务农，其手上的土地要么撂荒，要么转包给村里的其他人。
　　在孩子上学、家庭开支等压力面前，父亲将在外务工的邻居的几亩水浇地承包下来，每年给人家几百斤小麦作为补偿，但分文不沾那些种粮补贴款。
　　父亲说，承包这些水浇地除了保收成之外，更主要的是有了秋收这一茬，可以种些玉米、大豆等，并且投资小，产量高，保证有一定的收入。
　　不过，对于那些地处偏远、坑洼的小片耕地，承包者较少，因为那些土地主要是靠天吃饭，虽然旱塬上可以“打水窖”来防御天灾，但投资成本较大。
　　今年春节期间，父亲翻出了一张有些泛黄的种粮直补通知单，这是一张显示为2005年4月25日的陈旧单子，发证机关为“洛宁县河底乡财政所”，是中央当年首次免征农业税之后发放的种粮补贴款。
　　通知单上显示，“根据河南省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实施方案规定，经两榜公示，您家的补贴面积为7.49亩，每亩补贴7.04元，今年您家应领直接补贴52.73元。”
　　随后几年，这张种粮直补通知单换成了类似于银行存折的一本折子，补贴款可以直达农户。到2013年，一共为7.49亩承包地对应的应领种粮直补达到900元。父亲说，现在农资价格直线上涨，比如100斤一袋的复合肥原先120元，已涨到了180元左右，如果加上农机要“喝油”，种粮可能会亏本，所以种地积极性越来越低。
　　农地集中流转“胎动”
　　如今，老家山上开辟的所有土地已经彻底撂荒，远处望去，蒿草满坡，随风起舞。
　　目前，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纷纷到洛宁、宜阳、渑池等周边县城买房，有些甚至还到洛阳、郑州等区域中心城市置业。在村子小学附近的一面墙上，来自洛宁县城的一个高档楼盘广告分外炫目。
　　父亲说，等刚会跑的孙子3岁了，他们也想到大城市走走看看。但眼下他们手里还领着一个留守儿童，仍要继续种地，但种地方式变了。
　　目前，村里西队有70多亩平整“好地”已承包给了河底乡镇上的一些种烟大户，他们在烟叶收购站有雄厚的人脉关系，因此种烟积极性很高，但给农户的烟地租金1年仅有300元/亩，加上下面层层承包，租金到户只有200元/亩。
　　据了解，在洛宁县的130万亩耕地中，有60万亩为优质烟适宜区，是国务院区划办划定的烟叶最佳适宜区之一。如今，洛宁已是洛阳市烟叶生产第一大县，河南省烟叶生产第二大县，全国烟叶生产十强县，而河底乡还是洛宁县的烟草种植示范基地。
　　父亲说，那些烟叶大户专门雇人到烟地劳动，比如打农药、除杂草、剥烟叶都是按照50元/天算账，一天一结算，烤烟时专门租用外村的新式烤炉，租金为1000元/炉左右，烟叶烤好后捡烟、打包等工序也需要花钱雇人。
　　“种烟是一件脏活，给的那点钱有点低，好些人不太愿意干。”父亲说，这些租出去的土地以1年为单位，村民可以续租，但如果不想续租，村民也可以退出。(杜冉乐 )

　　巷子口镇的意外插曲：卖地造城遭遇商业骗局
　　“飘渺扶王山，万亩李世界……千年古镇，状元故里，巷子口镇……”这是巷子口镇一部分人的手机彩铃。
　　巷子口镇地处湖南宁乡与安化两县交界处，相传原为项姓人聚居之所，名项氏口，后项氏他迁，此处发展为一小街巷，巷子口因此得名。宋朝时期，巷子口镇出现了一名状元易袚，所以就有了“状元故里”一说。
　　在全国城镇化的热潮中，巷子口镇也并未落后，其城镇化的发展模式非常简单，即从农民手中把土地征过来，然后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再搞房地产开发。
　　在此过程中，巷子口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借机从农民手中骗钱跑路，涉案金额达600多万元，案件随着犯罪嫌疑人郭俊华被公安机关抓获而告一段落。
　　造城：征地建房 土地价格涨逾60倍
　　1月30日，记者来到巷子口镇。短短一年的时间，小镇就建起了一批新房子，而且还开发了步行街，这个号称“打造宁乡西部第一商业核心——金湾商业新城”的项目，粗略估计占地至少100亩。
　　巷子口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赵辛(化名)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整个镇上的征地已达几千亩，具体是多少记不清了，但至少超过了1000亩。
　　大约十几年前，巷子口镇就一条主街道，道路两边是各种小商铺以及摆摊的小商贩，繁华地段总长度不到200米，街道两旁都是房子，房子前面是街道，后面便是水稻田。
　　这一切正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而发生改变。一座座崭新的小楼盖起来了，面貌一新，号称“宁乡西部第一商业核心”的金湾商业新城正在崛起。
　　步行街有近百米长，在这条步行街上开店的小杨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这条步行街刚刚建好，目前这里开业的商铺不足一成。
　　据当地人介绍，巷子口镇开发商业地产首先是当地政府从农民手中把土地征收过来，每亩给农民的补贴大约是4万元左右，然后将土地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将其划分为长15米、宽4米的地皮(合计60平方米)，根据不同的地段，每60平方米地皮的市场售价为24万元～28万元不等，最后开发商根据图纸修建商铺，这部分费用再由购买者另外出。赵辛透露，其购买了两个60平方米的地皮，房子已经盖好了，但是暂时还没有租出去。
　　据小杨透露，一亩地大约能建11个这样的铺面，政府会把路修好，购房者需要按照政府规划设计的图样统一施工和外装修，房子内部装修可以自己设计。
　　粗略计算，当地政府征地每亩给农民约4万元补贴，若每亩划分为11个地皮，每个地皮售价为24万元，那么每亩土地的价格就变成264万元。也就是说，土地由农民手中到政府，流向开发商，再由开发商流向市场，其价格被抬高了66倍。
　　该镇的小贩小曾告诉记者，购买这些商铺的要么是当地人，要么是扶王山那一带的人，特别是一些住在山里的人，希望把房子买在镇上，交通更加便利，年轻人把房子买下后，他们继续到外面打工，老人则多半愿意住在原来的老屋，所以镇上的一些房子都是用来出租的。
　　据说，该商业新城第一期的门面已经全部售完，而且该镇还计划启动第二期建设。面对如此高的价格变化，小杨认为，不能这么简单地计算，因为修路是政府出了钱，规划也是政府出了钱。对此，赵辛称，征地主要是开发商的事情，政府主要是协调。
　　插曲：骗取巨款 镇政府人员涉案
　　整个商业新城占地粗略估计超过100亩，据小杨介绍，目前项目二期已经完成了征地。该新楼盘的公路路面还没有完成硬化，广场也没有建完，在商业新城的旁边挖掘机仍然摆在河的另一边，这也显示出这里的盖楼工作还没有完成。
　　赵辛不断指着一片片稻田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一块已经征收了，那一块已经完成征收了……
　　巷子口镇的城镇化无疑在极速推进，然而在该过程中，也发生过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农民钱财的案件。2012年，该镇政府工作人员郭俊华借开发商业地产之名骗取农民钱财，涉案金额高达600多万元。
　　据多位当地农民透露，2012年，巷子口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小镇开发地产为契机，以内部指标为名向当地农民销售。有农民透露，郭俊华当时大约是按内部指标名义，以很低的价格向农民销售，后来商业步行街开盘时，农民去要地皮发现有重复，比如农民A是8号地块，而农民B也是8号地块，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据说郭俊华骗了600多万元，后来郭俊华就跑路了。
　　据湖南当地媒体报道，郭俊华以内部低价销售商铺地皮为由，如步行街门面地皮的市场价为24万～28万元，他给农民刘尚军的内部价是14万元。该媒体报道称，郭俊华从十多位农民手中诈骗钱财共计约300万元，此外还谎称和同事修建集镇，以高息为诱饵向村民借了300多万元。
　　赵辛透露，郭俊华是80后，原为镇水管站的员工，后来镇政府将其借调过来，目前他已被抓捕，据说这些钱被他花在网络游戏上。
　　对于郭俊华的诈骗案，当地很多农民认为，涉案金额属于巨款。在记者返城的长途汽车上，很多农民仍在谈论此案，虽然这个案件已经过去了，但仍是人们关注的话题。
　　困局：工业薄弱 社会保障制度缺失
　　在宁乡这个号称全国百强县的地方，各地都在推进城镇化。据当地人介绍，正在推进城镇化的地方如宁乡县城周边，再如灰汤镇(以温泉出名)、巷子口镇的金湾商业新城、再如龙田镇……整个宁乡都在疯狂地造城。
　　对于巷子口镇的经济来源，这几年该镇正在搞一个“万亩李世界”即种植李子，此外还有一个滑翔基地项目，工业基础却相当薄弱。
　　赵辛介绍，以前镇上纳税大户是一家量具厂，目前这家量具厂已搬迁至宁乡县城，巷子口镇的税收大幅下滑，2013年的税收收入大约只有500万元的水平，其主要的来源是几家大超市、一些连锁店以及一些餐馆等。面对工业基础的薄弱，赵辛坦言，镇政府有专门的招商机构负责招商。
　　小曾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虽然一些人在镇上购了房，而且在这个小镇上学也不受户籍限制，但由于没有几家像样的企业作为支撑，年轻人还是要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和小孩在镇上。
　　因此，在城镇化的热潮中，社会保障制度缺失无疑会成为一大困局。《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在宁乡县城“农民的土地被征收后，政府会给一笔钱，还会为农民购买保险，当农民到了60周岁时可以去领取养老金，但是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年龄的话，只能靠自己，”多位农民如是说。
　　而在巷子口镇，赵辛坦言，一般情况下，政府会把征地的钱给到村里面，然后村里面再去分配这笔钱，同时村里还会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这里对农民只征收了一部分土地，农民并没有完全失去土地，所以不涉及养老的问题。(黄俊玲)

　　桃之“忧忧”：川东乡镇的现代农业试验
　　交通的改善，给西充县李桥乡这一四川东北小乡镇的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机。
　　“李桥是平凡的偏远小乡镇，但也有它的特色。现在交通(从)瓶颈变为优势，加之生态环境好，发展有优势。”作为四川省西充县李桥乡的新任党委书记，李辉自2013年5月上任后，开始着力推动当地发展桃树种植，到目前已达千亩。
　　“以前传统农业要占90%以上，目前为70%左右，力争到2015年下降到40%以下。”1月30日，在李辉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描述的李桥逐步摆脱对传统农业的依赖、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未来蓝图中，种桃无疑是其关键支点，“在未来3~5年内，桃树种植计划发展5000亩左右”，将占全乡耕地面积近半数。
　　李桥乡种桃发展现代农业，将不可避免地遭遇一些“拦路虎”：农村劳动力缺乏、桃子销路等问题。但无论成功与否，都对国内数以万计的小乡镇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优势：交通条件改善
　　在过境李桥乡的一段高速路两侧，两座小山丘腰际分布着新种植不久的数千株小桃树，小树刚高过膝，新土还有些泛红。这是李桥乡2村农户黄雷(音)家的桃园主要所在地，作为全乡桃树种植目前仅有的四个承包经营大户之一，其共种植了230亩桃树。
　　黄雷及妻子何女士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他家种植桃树所涉土地囊括了该村附近4个居民小组、近百户的土地，以及新开的一大片荒地。据黄雷夫妇介绍，自家的桃园已成为全乡桃树种植的示范点，未来他们希望将其发展成有机桃。
　　包括黄雷在内的李桥乡诸多农民愿意发展桃树种植的基础在于，如今多条高速公路的过境，使得乡里原来的交通瓶颈变为优势。
　　“李桥乡总人口为11700人，现有耕地保护面积大约为1.3万亩，计税面积1万亩左右，以传统农业和养殖业为主，(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大概是5400元。”李桥乡乡长鲜承红介绍称，这低于全县的平均水平。
　　谈及如今重点发展桃树的规划初衷，李辉将交通优势放在首位，“李桥地处西充县的偏远乡镇，资源匮乏，过去受交通限制，是交通瓶颈地带。”如今，多条高速公路的过境以及县乡级公路的改善，使得原本的瓶颈变为优势。目前，广南、巴南、成德南高速公路途经李桥乡的8个村39个居民小组。由此，乡新一届政府班子上任后，经过调研决定在高速路沿线重点发展桃树种植产业带。
　　之所以选择种植桃树，主要是由于紧邻的古楼镇已有成熟的桃树种植经验。
　　“古楼镇在香桃(充国香桃，西充县的农业品牌之一)种植上取得成功，我乡和古楼镇毗邻，甚至有的村民间还存在亲戚关系，他们对那边果农的生产情况有所了解，自身就很有动力，政府也希望发展现代农业，给予政策支持。”李辉表示。
　　据鲜承红介绍，2013年底以来，李桥乡共种植了约5万株桃树，总面积超过1000亩，共涉及高速公路沿线的5个村。具体模式上，桃树苗由乡里无偿提供，并给予农户一定的栽植经费补助。
　　难题：劳动力不足
　　虽然邻镇已有种桃成功经验，但在李辉看来，李桥的后发优势在于品种和机制上。李辉介绍，就发展的机制和模式上，全乡主要规划3种发展方式：一是建立合作社；二是采取承包经营(企业经营)的形式，采取土地流转的方式，流转土地供承包经营，黄雷的桃园便是其中之一；三是农民自主发展，政府给予技术和其他政策的支持。目前，李桥乡的发展主要依靠后两种模式。
　　鲜承红则介绍，目前，全乡的千余亩桃树种植面积中，其中4户承包经营共计六七百亩；其余为群众自主种植，“积极性较好，但也存在管护问题”。
　　桃树种植及之后的管护都需要劳动力，但目前农村劳动力的不足，也是横亘在李桥乡发展农业经济面前的难题之一。
　　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李桥乡某村居民小组人士私下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出于劳动力不足等考虑，其所在的居民小组到目前并未发展桃树种植。
　　在种植桃树面积较多的黄雷所在的2村，也明显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村支书黄奎模介绍，该村共种植了300多亩桃树，农民自主发展的总面积也有100余亩，但目前该村的劳动力明显偏少。
　　“我们共有13个社(居民小组)，400多户人家，共1300多人，但大多数都外出打工了。据去年10月前后我们选举时的统计，只有500多人在家，其中不少是儿童，所以劳动力较少。”黄奎模介绍。
　　“没有劳力去经营。”鲜承红也视其为当下发展桃树种植等现代农业面临的困难之一。
　　“我乡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劳动力缺乏”，谈及推广桃树种植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李辉也坦承，“最明显的(问题)是劳动力匮乏，以及土地分散承包和个别农民的利益问题，还有种植业的投入大、风险高、见效慢。”
　　因此李辉更希望发展承包经营和合作社模式。李辉表示，承包经营和合作社模式是大趋势，李桥乡在桃树承包经营方面，希望做到双向选择，桃树种植规模希望达到数百亩以上。
　　挑战：如何解决销路
　　记者了解到，去年西充县举办的首届桃花节，极大促进了当地桃子的销售。交通的改善以及宣传力度的加大，都使得古楼镇的桃子由曾经的滞销变为畅销。
　　虽然邻近的古楼镇有了热销的案例，但3年后李桥乡多达千亩的桃树挂果后的销路问题如何解决，也是摆在农户和当地政府面前的挑战。
　　“若按照2013年(古楼镇)的情况，不愁销路。”黄雷介绍道，其种植的桃树分为早中晚三种，桃子成熟期可从5月持续到9月，“可以分期采摘，缓解存储过多的问题”。
　　“它的特点是口感好、脆且保证甜度、储存期长。”李辉认为，目前李桥乡选取的桃子品种上有一定优势，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是“如何对接市场变化的问题”。
　　曾在古楼镇工作过，对当地桃子销售难题深有体会的李辉，对于未来有着怎样的初步想法呢？
　　“古楼前期是用礼品桃拉动，优点是价格较高，能够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也对香桃的质量和管护提出了高要求，缺点是量比较小。我们今后的销售我想还是两句话：一个是请进来，二个是走出去。”李辉表示。
　　在李辉看来，“请进来”就是要主动对接外边的大市场，比如成渝各地，前提是利用品种和产品优势去开拓市场，采取政府搭桥，“我们铺路，主动打入外地市场”。
　　“原始产品的产值，在农业产业链中的比重很低，因此需要在销售和加工环节做文章。”李辉表示，想“走出去”就需要在销售和加工环节增加附加值。
　　对此，鲜承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坦言，目前国内鲜桃的深加工尚在探索之中，将来或能找到更可行的技术和模式。
　　有多年销售经验的黄雷似乎更果敢和坚决，“实在不行，我自己开个小车拉出去卖。”
　　未来：争取资金和人才
　　李桥乡发展特色农业、现代农业面临怎样的问题？“现代农业的投入严重不足是最大问题。”鲜承红表示，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更大的投入，同时地方财政投入不均衡也是问题所在，如今李桥乡已获得了更多的政策、财政支持。
　　谈及未来发展的关键点，鲜承红表示，“进一步改善交通条件，更多争取资金和人才。”
　　未来，李辉希望加大桃树的种植规模，“现在正在基础阶段，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体现一种规模效应，通过规模作为基础，在机制体制上进行创新，最终力争在这3~5年内要把我们全乡传统农业比重较大的局面转变为现在农业占主导地位。”
　　“现在我们准备在高速公路贯穿的8个村成规模种植桃树。”李辉表示，“在未来3~5年内，计划发展5000亩左右。希望把我们的传统农业的比重降到40%以下”。
　　据李辉介绍，在全乡农业经济产业结构中，以前传统农业高达90%以上，目前仍占70%左右。按照全乡万亩的耕地面积算，现代农业占比60%约换算为6000亩以上，初步规划为“大致为5000亩香桃，1000~2000亩的其他产业”。此外，还规划主要依托李桥河发展高端花木种植产业。(谢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