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今天的市场已经能够更有效率地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但也因此而变得更加复杂。这意味着，未来的政府经济职能不是简单地回归20世纪之前，更不是以市场失灵为理由而大规模干预经济，甚至取代市场。政府应该谦卑地站在市场之外 政府应该谦卑地站在市场之外
　　2011年岁末的一个中午，我像往常一样去职工餐厅要了一个盒装午餐，准备带回办公室用。正当我匆匆地走出餐厅时，忽然瞥见临近餐桌围坐着一圈年轻的中国人，像是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访问的，已经用完午餐，正在聊天，好像是人民银行的。
　　我放慢脚步，走近一问，果然是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分行的，顿时倍感亲切。于是我就近拉了一把椅子也坐了下来，和他们聊了起来。原来他们是人民银行国际司从事翻译的同事来国际基金组织作英语同声翻译的培训。话题就从翻译开始了。
　　常言道“曲不离口”，语言的技能是要不断地使用，并在运用中维护和发展的。但翻译作为一项工作，常有“松”和“紧”的时候， 如何充分利用“松”的时间，保持运用外语的不间断性，小心地维护和发展自己的“翻译”资本，同时为社会做有益的贡献也增加自己的价值，是一件需要用心关注的事。
　　我自己常年工作在中文和英文的双语环境中，深知外语好的重要性，也痛感外语技能流失甚至荒芜的轻易。我经常鼓励从事翻译工作的同事，尤其是年轻人在业余时间做些书著的翻译，保持技能，学习知识，增加价值，也对活跃国内学术讨论和研究有些许帮助。我们聊了一会他们这次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培训的情况，我也给他们介绍一些和他们工作有关的情况。
　　谈着谈着，看着他们这样年轻和好学，这样阳光和渴望，我止不住又建议他们在业余时间做些关于国际经济金融书著的翻译，一下引起了他们很强的共鸣，纷纷表示愿意尝试。考虑到传统的以个人为主的方式，工作周期长，交流少，质量不好保证，我建议他们成立一个业余翻译小组，以网络的开放的方式和思维进行合作，并和部门领导沟通，争取他们的支持。而我则自告奋用地提出给他们推荐好书。
　　两天以后，我又一次见到他们，他们告诉我小组已经成立，也获得了了国际司领导的支持。
　　几天以后， 我主持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财政局局长维托-坦茨(VitoTanzi)博士的新作 《政府与市场》(Governmentversus Markets)一书的发布会。
　　维托-坦茨博士长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局局长长达二十多年之久，一直负责全球的财政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全球财政改革的前沿，对税收政策，税收管理，财政支出政策，中央和地区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政策和制度，具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国际管理经验，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他综合了他多年的国际工作经验和作为一个意大利人的文化背景，对欧洲债务危机作了一个既生动又深刻的演讲。会议结束后，很多听众仍然上前聚在坦齐。瓦托先生周边热烈地讨论着。
　　我忽然想到，为什么不把这本书介绍给人民银行的翻译小组，请他们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呢？我当即找了维托-坦茨先生，他表示支持，我随即向人民银行的翻译小组提出建议，也获得了他们的热烈响应。我又找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出版的部门解决了版权问题。
　　翻译是一项非常严谨的工作，要翻得准确，译得流畅，是一件很不容易得事。译者既要有较强的责任心，又要有较高的学术造诣，既要对作者负责，又要对读者负责；所以，需要考虑如何保证翻译质量问题。我想到了同为人民银行同事的王宇博士。我和王宇相识多年，时有工作往来，常有学术探讨。
　　她工作认真，待人诚恳，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已近20年。工作之中，她全心投入、全神贯注；工作之余，她潜心学术研究、关注国际前沿理论，将许多国外经济学名著介绍给了中国读者。王宇博士先后翻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伦理学与经济学》和《贫困与饥荒》；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利。
　　贝克尔的《家庭论》；冯-诺伊曼和摩根斯顿的《博弈论与人类经济行为分析》；富兰特-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威廉-戈兹曼、哥特-罗文霍斯特的《价值起源》等著作，深受学术界认同，如果她能出面牵头把关，一定能够保证翻译质量。并且她的译著颇为出版界称道，由她来协调出版工作很是合适。于是，我给她发了短信，请求支持。很快，她在万里之外发回来了热情洋溢的回复，慷慨承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失灵，但是20世纪以来，一些国家的政府职能日渐扩大，逐渐取代了一些市场和私人部门的职能，将政府干预的范围从弥补市场失灵扩大到逆周期，又扩大到保障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在提供养老、医保和公立教育等社会项目中的作用不断增加。
　　随着政府职能扩大，政府预算支出急剧增加、公众税收负担不断加重。并且，由于缺乏市场竞争约束，政府的公共计划还产生了传统的低效率问题。同时“道德风险”上升，其原因在于，如果一项服务是“免费”的，那么，不需要这项服务的人也会产生需求。
　　更有一些人会利用福利制度谋取私利，他们宁可不工作却坐享社会保障，他们将经济活动转入地下以逃避缴税和监管同时申领失业救济。这里，政府支出的巨大成本实际上是由诚实而勤劳的劳动者承担了。政府干预经济还有可能形成垄断，阻碍市场和私人部门的发展。在实际中，出于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的考虑，政府往往倾向于代替市场，而不是真正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坦齐-瓦托先生几年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退休后，仍然继续关注国际间重大的财政政策研究和尖端理论探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一轮加强政府干预的呼声再次出现，而全世界各国政府也普遍实施了财政扩张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
　　而随后2010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但显示了过度财政刺激的后果，也暴露了欧洲一些“福利国家”面临的政府债务困境。坦齐-瓦托先生正是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认真反思了作为政府干预基石的市场失灵理论、逆周期理论和社会公平理论等，深刻阐明了20世纪以来政府支出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其后果，并对未来政府的经济职能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探索。
　　这本书中，坦齐-瓦托先生对财政预算、政府支出以及“福利国家”进行了详细讨论，并对未来政府的经济职能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提出，政府职能在20世纪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21世纪还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是延续20世纪以来的“大政府”趋势，继续扩大政府支出、提高税率？还是回到20世纪以前的“小政府”，削减政府支出，降低税率？此外，全球化如何影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他认为，市场经济就像一个不断进化的生态体系，随着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今天的市场已经能够更有效率地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但也因此而变得更加复杂。这意味着，未来的政府经济职能不是简单地回归20世纪之前，更不是以市场失灵为理由而大规模干预经济，甚至取代市场。
　　政府应该在加强监管和信息披露等方面更多发挥作用，以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公平性和透明度，同时，政府还应当改革目前具有普惠性质的福利制度，以帮助那些“真正值得帮助的穷人”。这样，政府的支出就会大大减少，公众的税收负担就会大大减轻，社会的福利水平就会真正提高。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政府和市场的经济职能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在不断变动的技术、经济、金融、政治环境下，尤其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冲击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各自在什么地方？希望本书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所裨益，也希望有兴趣的读者在本书中找到有趣的探索。(此文首发于经济观察网，是朱民为《政府与市场》一书所做的序) (本文作者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