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中国经济的梯田状分布非常明显，大体上与中国的地势分布相反：东高西低。以前这四大板块的经济发展规律大体相同，更多体现为共振。2014年，这四大板块开始脱钩，出现了不同的运行规律，这可能将成为区域经济的新常态。

　　未来，按照不同区域板块的规律来分析中国经济成为一种新需求；而地方主政者，似乎也应该更多结合自己所在区域的区位特征，以全国一盘棋的格局来思考，才能更好的找到自己的定位，实现差异化突破。

　　1. 中国经济梯田“四重奏”

　　按照联合国指数划分，全球经济共分四等，分别是：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初等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

　　在中国，由于人均GDP最低的贵州都已经超过了中等发达国家人均3000美金/年的门槛，我们需要对中等发达国家的类别再进行细分，并结合中国情况归类，以便从中更好地看到中国经济的格局：

　　第一档，发达地区，已经比较接近发达国家经济水平，仅包括北京和上海。2013年，全球人均GDP超过1.5万美金的国家和地区共47个，立陶宛、拉脱维亚近年跻身其中。如果只按这个标准，天津、北京、上海都会入围；但是，考虑到天津相当大程度上依赖国家倾斜性投资，应从中排除（类似的，沙特、阿联酋虽然收入很高，但是在多数标准中并不被列为发达国家）。如果按照城市而非省份，深圳、广州等城市也已达标。

　　第二档，A类中等发达地区，或者叫“高等发展中地区”，包括天津、江苏、浙江、辽宁、广东、福建、山东等东部沿海七省份。以2013年为基数，预计在2014年都可以超过或者接近人均GDP 1万美金，人均PPP都高于1.2万国际美元。这些地区都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同时普遍高、中、低端产业共存，经济水平与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或墨西哥接近。需要说明的是，内蒙古虽然GDP达标，但是因为严重依赖资源品，被降一格。

　　第三档， B类中等发达地区，或者叫“中等发展中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重庆、四川、陕西、山西、内蒙古、湖北、湖南、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海南等14个省份，除海南外，普遍处于工业化中期。以2013年为基数，人均GDP均超过5000美金，与泰国、乌克兰等相当。需要说明的是，GDP超过该标准的新疆、青海、宁夏因资源依赖度高、工业化水平低下并没有被划入其中；山西具有一定的工业化水平而被勉强列入，海南虽然工业少，但是PPP相对较高也被列入其中。

　　第四档，C类中等发达地区，或者叫“低等发展中地区”，其实也是刚刚脱离欠发达状态，普遍处于工业化早期、或者不具备大规模工业化前途，包括西北的新疆、宁夏、甘肃、青海、西藏，以及西南的贵州、云南、广西。当然，这些地区也有相对发达的中心城市，但是总体工业化水平低，经济发展总体落后。

　　对中国经济四类分档，对于区域研究来说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因为这种划分，体现了各个板块的区位特征，各个区间的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机构等问题非常相似，利于我们发现和解决其中的共性问题。

　　见附表12013年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GDP， PPP及国际对等国家

　　2. 还原省际阶差六大原动力

　　以往，中国是一盘大棋，总体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是，内部的区域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正在进一步脱钩。假定2014年中国GDP的潜在增长率为7.2%，各个区域潜力则存在较大差异，可能在6%-10%不等的宽幅区间。究其原因，这种差异性很多时候内在的、结构性的，在一定阶段内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基数效应。无论是哪个国家，其经济增长的内在潜力都与其基数有关，理论上说，基数越高，生产力越难以快速提升，这是合情合理的。比如，处于第一档的北京、上海，如果只考虑基数效应，其增速理应较慢，做得好的话，与新加坡、韩国的潜力相当。

　　第二，人口红利与人口赤字。但是在国内，人口基本上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这也就导致人口的流入流出产生不同的效应。比如，北京、上海每年人口都会有比较大的净流入，每年由人口净流入导致的GDP增长可能就达到2个百分点，从而导致其增速仍可达到7%左右；广东作为全国人口流入的第一大省，“人口顺差”也是其GDP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而黑龙江、河南、安徽、四川等则是“人口逆差”，现在，当产业向中西部迁移时，安徽、四川回流明显，而黑龙江则几无回流，也导致区域表现各异。

　　见附表2：数据显示，按人口比重看，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受益人口红利最大

　　第三，资源红利和资源诅咒。资源红利非常容易理解，中东的油霸、澳大 利亚和加拿大的丰富矿产都帮助其富甲一方，国内近几年内蒙古的经济快速发展，陕西、新疆的新发掘资源都成为其“资源红利”；当然，这种红利消退之后，也往往留下一地鸡毛，比如黑龙江、山西的煤矿开采量下降时，也会造成经济负增长，今年两个省份GDP增速下滑都深受其害，而且往往因为资源依赖导致以前的产业转型不够、各类问题丛生。

　　见附表3：黑龙江、山西、河北、内蒙古等资源省份经济增速下滑显著（按倒序排）

　　第四，城镇化，或者说城乡结构。城镇化可以大大提升人和产业的集聚能力，是一种结构化优势。我们不难发现，城镇化率与人均GDP有着相当惊人的相关性，与上述“梯田”分布相当吻合：北京、上海以相当大的优势位居前两位；天津、广东、浙江、江苏、辽宁、福建等位列第二梯队，城镇化率都超过了60%；贵州、云南、广西、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和甘肃八省份经济位居后列，往往城镇化率也比较低，其中宁夏是唯一一个超过50%的省份；其他省份则都处于第三梯队。

　　这也说明，城乡差距造成的系数差异，甚至高于诸如东、中、西部差距等指标。经济越发达，越容易实现城镇化；相反的，如果通过“圈地运动”等手段倒逼城镇化，则可能和巴西、印度一样，出现贫民窟。

　　见附表4：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经济发达区域城镇化率显著较高

　　第五，工业化，或者说产业结构。工业是经济之母，本省工业增加值增速越快，总体上来说经济发展越迅速，重庆、福建等2014年经济增速快的省份无一例外；而黑龙江、山西、河北等则受到煤炭、钢铁产业大幅冲击，连内蒙古的增速也显著回落；更加典型的是辽宁，因为其产业主要是重工业，虽然产业结构尚好，但是，受到重工业需求端减速影响，其前10个月工业增加值增速也仅有6.0%，严重拖累本省经济增长。

　　反倒是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等在高端产业和产业升级方面显示了比较强的潜力，比如，北京、上海的汽车、航空业，广东、江苏的IT和电子业，是相对增速较快的子门类，而山东除了资源和钢铁等产业之外，家电、汽车、化工等产业也相对完备。

　　见附表5：2014年前三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速对比

　　第六，出口转移和产业转移。过去几年，沿海大量产业内迁，承接较好的省份包括安徽、河南、重庆等，分别承接了来自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产业链，这也让这些地区获得出口上的大幅增长，从而产生了比较优势。重庆尤其典型，作为一个内陆省份，要想抢夺这些资源原本不具备优势，但是通过巧妙的集体招商、打通欧亚大陆桥等手段，获得了先机。

　　见附表6： 2014年前三季度出口增速排名

　　可以说，以区域经济视角看，各个省份的发展主要受到如上六大因子影响，并最终共同决定了各个省份之间的差异。有的具有良性共振，其内在潜力则仍然可能保持在8%-10%的增长区间；有的省份则负面因素叠加，其潜在增速可能已经下降到5%-6%的区间—各自有了不同的“区域新常态”。

　　3. 破除区域禀赋差异的宿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各个省份之间其实已经具备了四种“禀赋”的不同，各个区域必须直面自己的禀赋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突围，才能战胜“宿命”。

　　第一类禀赋，是自然禀赋，往往是农业社会和工业化前期的红利。像黑龙江、河南、吉林是中国的“粮仓”，山西、内蒙古、陕西是中国的“煤都”，黑龙江、新疆还是中国的“油库”，新疆是中国的棉田，海南是中国的胶园……但是，这种自然禀赋，如果只是局限于第一产业，或者采矿业，其实其增加值并不高。

　　与此同时，自然禀赋的红利还面临三大挑战：农民变为稀缺资源，海外低价资源竞争，以及供给过剩。这种调整让这些区域原有的优势正在变为劣势，而且没有逆转的倾向，应该说，在新常态下总体是“输家”。这时候，中央政府在税收、产业链支持上应该有所支持，比如煤化工的本地化、石化产业链的本地化、资源税的本地化等。

　　第二类禀赋是中低端人力资源禀赋。比如河南、安徽、四川、重庆等省份，本地就是人力资源大省，且人力成本较低，可以利用本地资源大肆开展产业迁移。某种程度上，这些区域具有赢家的潜质，但是，最终还是要取决于能够吸引多少产业迁入、外流人员回流，真正形成产业集群，而且也要同时对产业升级，否则几年后的人力成本优势也不复存在。

　　第三类是原有产业集聚禀赋，比如福建的服装、浙江的纺织、广东的电子、湖南的工程机械、辽宁的机床装备等等，有历史原因，也有区位原因和政策因素。但是，它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的竞争对手在国外，比如服装纺织业务向越南的迁移；有的竞争对手就在兄弟省份，比如争夺富士康工厂；有的则在于产业变迁，比如湖南和辽宁的产业结构偏向重工业，未来的增长空间有限。这些有产业集群的区域除了保持固有优势之外，恐怕还要兼并、升级和全球化，才能由守转攻、有所作为。

　　第四类是高端人力资源禀赋。上海、北京，广东的深圳、广州等一些城市，由于全国人才聚集，是高端人才的聚集区，利于开展产业升级；类似的城市还有一些，比如西安、大连、苏州、南京、成都等，虽然无法与一线城市比，但是，往往也可以利用本地丰富的高校资源，在高端产业上有所作为。这些城市的竞争对手就是全球市场，或者承担500强外包使命。

　　毫无疑问，有各种禀赋总是优于毫无禀赋，甘肃、广西、贵州、西藏、青海等省份可能以上四种禀赋都不具备，恐怕更需要中央在政策上给予倾斜。

　　要承认，这种禀赋上的差异其实很难短期改变，甚至不可改变，最终靠着本地的工业化、产业化也不能解决所有省份的问题，靠着中央政府的救助、财税政策也无法解决长远问题。

　　最终，这些问题还是要依靠更为根本的方法来解决：第一，靠着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通过旅游、内包等服务业平衡区域差异；第二，容许人员跨省流动，形成统一大市场；第三，提升教育水平，从治本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