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南京12月13日电（记者苑苏文、杨绍功）13日上午10时，冬日的阳光照耀在南京中山码头的丛葬地纪念碑上。时长1分钟的警报拉响时，市民们刚唱完国歌。静默开始后，有人低头致哀，有人则还在脱帽。

　　这是中国首次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进行国家公祭，许多市民对仪式还不熟悉。

　　此时，远处长江大桥上的汽车停驶，江面上的轮船鸣笛，汽笛和警报的共振让人的耳朵嗡嗡作响。人们希望以这种共鸣，致意77年前同一片水边，同一片天空下的同胞。

　　1937年12月13日，在刺耳的炮火声中，南京城沦陷。在那之后持续6周的时间里，在安全区避难的青壮年、大方巷难民营的近两万难民被日军杀害，抛尸中山码头。

　　上世纪80年代，南京在包括中山码头在内的17处丛葬地竖起遇难同胞纪念碑，位于中山码头的纪念碑由3个通体雪白的“人”字紧连组成，象征南京30多万遇难同胞的白骨。

　　警报响罢，一所中学的学生上前献花，不少人眼中噙着泪水，人群中啜泣声不停。

　　“只要一唱国歌，我们就掉泪。”64岁的南京市民苏洪才说。默哀完毕，他意犹未尽地推着轮椅上的老伴在纪念碑周围转悠。他的老伴因为中风，没法说话走路，但一听说今天是公祭日，不到6点就醒了。

　　“她不能说话，但脑子里有数，看电视的时候，只要调到抗日的电视剧，她就不去睡觉。”苏大爷说，他最难以忘怀的，是抗日电视剧中“鬼子”的狠毒和中国人的善良，“咱们中国人就是太慈悲了，举办公祭日就是能够对后代加大宣传，让日军侵华的罪行尽人皆知。”

　　不同于大多数人只能从电视剧中知道日军的侵华历史，“鬼子”的记忆一直烙印在70岁的曹佩玲（音）心里，甚至被刺刀刻在了脸上。

　　“你看我鬓角上的这个疤，就是小日本用刺刀刺的，那时候我刚满一岁，日本兵住在我家，我从床上掉下来，他就用刺刀刺下来了。”曹大娘撩开右鬓露出一个五厘米左右的伤疤。说起那段经历，老人的眼泪立刻往下掉，连连说“不能提”。

　　曹大娘的老家在江苏北部徐州的一个小村，日军杀死了她的外公和外婆，强奸了她的母亲。“村子里的男人全都去打日本鬼子了，但是去一个连的人，都回不来几个，留下的姑娘和媳妇为了躲避日本人的强奸，都把锅灰抹在脸上，从来不打扮，不出门。”她说。

　　对于出生于1984年的张义来说，这些都是他祖辈的记忆。在死难者纪念碑前，他和朋友举着自制的“勿忘国耻”横幅，不停地招呼记者拍照。

　　“举横幅就是想宣传一下公祭日的精神，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更应该记住国耻。”张义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从小就没少听长辈讲南京大屠杀时家族的遭遇。

　　“我祖母小时候跟着家人逃难，才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她和我妈把这段记忆传给了小时候的我，我希望更多年轻人能铭记这个日子。”他说。

　　公祭现场还有不少小孩子。今年只有2岁的欣欣刚会说话，默哀时，她骑坐在大伯脖子上。“南京大屠杀的记忆都是我的长辈告诉我的，小孩子虽然可能不懂，但是我希望她感受一下这种气氛，就带她来了。”欣欣的伯母说。

　　对于今年首次的国家公祭，不少每年都会参加地方性纪念活动的南京人认为“早该如此”。

　　退休职工陈先生每年12月13日都会在家里祭祀死难亲属。这次，他和20多名初中老同学相聚丛葬地，共同度过首个国家公祭日。

　　今年是孙先生与曾经的“南京十二中67届初二四班”的同学们相识50周年，老同学们都认为选择此时此地再聚首十分有意义。

　　“从国家层面重视公祭日，中国人才能不忘国耻奋发图强。只有我们强大了，别人才不敢与我们有争端。”聚会的召集人孙先生说。

　　孙先生上中学时常听外婆说起家里曾经被日军占据了房子，还有一位老邻居，在上学途中亲眼目睹惨烈的屠杀。

　　1985年，位于江东门“万人坑”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城市里的各个丛葬地也竖起了纪念碑。“在那之前，我们只能听家人说这段历史。有了纪念馆，才终于有了可以纪念的地方。”孙先生说。

　　2014年12月13日，“国家公祭死难者”成了南京城的底色。广播里、电视上、路边的报纸上，都在传递向77年前那场全人类的灾难致哀的信息。

　　作者：苑苏文 杨绍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