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这些主要的高收入经济体患上了“慢性需求不足综合征”。更准确地说，如果没有极度激进的货币政策、巨额财政赤字或者两者兼有的刺激，这些国家的私人部门就无法产生足够支出，从而让产出接近潜在水平。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其他经济体最晚从2008年起都深受需求不足的困扰。对此怎么办？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先了解“病情”。

　　危机是金融体系患上了“心脏停搏”。它们可能对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经济医生”在这时的作用是让病人活下来：阻止金融体系崩溃并维持需求。不应在心脏病发作期间担忧病人的生活方式。那时需要的是让他们活下来。

　　与心脏病一样，金融危机具有长期的影响。一方面是它本身对金融部门的破坏，另一方面它还导致人们丧失对未来的信心。还有一点是，它让危机前累积的债务变得不堪重负。接下来就会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即进入债务人致力于偿还债务的时期。后危机时期的政策必须抵消或促进此类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支撑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这两方面均有所帮助。如果没有此类政策，经济就会出现严重衰退，就像遭受危机冲击的欧元区成员国发生的情况那样。

　　去杠杆化的一个补充是债务重组。许多经济学家将债务重组视为解决方案的关键部分。至少在家庭部门，美国在这方面做得比欧元区好得多。但只要借款人拒不妥协，债务重组就很难实施。私人部门如此，公共部门更是如此。这是债务负担久拖不决的一个原因。

　　然而还有一些可能性甚至比债务负担更令人担忧。我在《转折与冲击》(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一书中指出，在缺乏信贷繁荣的情况下，世界经济中发生的许多变化导致了需求长期疲弱。这些转变包括新兴经济体过度储蓄、收入分配变化、人口老龄化以及对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倾向长期下降。这些转变是全球化、技术创新和金融部门的角色日益上升等因素造成的。只是在债务繁荣崩溃后进行清理是不够的。政策制定者还不得不消除需求对不可持续的信贷的依赖。

　　如果不消除这种依赖，即便是彻底清理也不会产生强劲需求。没错，如果是一个小国家，它可以通过外部账户弥补缺失的需求。但是当大部分世界经济受到影响时，就需要其他解决方案。这里有三个选择：适应长期需求疲弱；无限期地实施激进的需求政策(就像日本做的那样)；或者解决根本的结构性需求疲弱问题。

　　超级激进的货币政策将有所裨益，它会让实际利率远低于零。一种选择是财政赤字。但这可能会让债务走上长期攀升的道路。更加非正统的做法是对财政赤字进行直接货币融资，前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主席阿戴尔[微博]•特纳(Adair Turner)就曾这样建议。这意味着将目前委托给通常不负责任的私人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收归国有。与通过操纵资产价格间接利用一国央行[微博]创造货币的权力相比，这是一种更直接(或许是更有效)的利用这种权力的方式，其目的是扩大需求。这种赤字直接货币化在日本似乎尤为适用。

　　另一种选择是从导致结构性需求疲弱的源头入手。一种政策是将收入从储户再分配到支出者。另一种政策是促进支出。这就是日本上调消费税为何如此欠考虑的原因。其实日本应对储蓄课税。这违背了节俭是美德的观念。但在一个遭遇需求不足症的世界里，节俭并非美德。毫无促进经济作用的储蓄行为应该受到抑制。

　　除了后危机时期的低迷和需求长期疲弱，还可能存在结构性的供给疲弱。解决办法是鼓励工作、投资和创新。但旨在扩大供给的政策不应同时削弱需求。这是老套路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建议所存在的难题之一，这样的改革会令很大一部分劳动力的薪资下降，并令雇主更容易聘用和解聘员工。这可能会至少在中期内降低消费，这正是本世纪初头10年德国的情况。改革应促进需求。这就是欧元区必须拿出一套平衡的方案(不过度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的原因。

　　这场危机留下了一份糟糕的遗产。欧元区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的表现逊于美国。但人们会发现，这场危机的源头在于较长期结构性疲弱。如果不想刚走出危机就又走向下一场危机，政策还必须解决这些疲弱问题。答案可能是非常规的。但如今的经济状况也是异乎寻常的。罕见的疾病需要特殊的治疗方案。让我们去寻找那些方案吧。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