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丽萍指出，海外机构投资者的积极、广泛参与，是把国际化的战略变为现实的重要市场微观基础。他们对市场透明度等制度安排的合理诉求，对市场交易成本的承受能力，也是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推动力和试金石。总结QFII十二年的实践经验，她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颇具启发意义。

　　一是QFII的投资理念。12年前引进QFII时，监管层希望这批机构投资者能够做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从而在市场稳定和价格发现方面发挥独特作用。QFII中的大学基金、主权基金、投行类QFII和保险公司等投资风格有差异，但从整体上的配置偏好、换手率看，践行了监管层所希望的价值投资理念，市场也认知了它们的投资理念。例如，在 2013年，QFII的平均持股期为115天，所持股票ROE平均为18%，股息率为1.57%，都较为显著地体现了价值投资理念。在一级市场，QFII在新股申购中对风险的良好控制，也引起了市场的关注，与其他投资者形成了对比。我们曾统计过2009-2012年QFII申购新股的情况，发现随着一级市场价格走高，非理性化报价越来越多， QFII在这个阶段参与新股申购的绝对量和相对比例都在下降，且在申购中基本上没有出现非理性“报高价”现象。逐步“淡出”这个市场，反过来看就是它们对自己所奉行的投资理念的坚守。在投资判断中，QFII在A股市场率先纳入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和诚信表现，更加关注并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这些理念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境内投资理念转变。例如，在2012年，因为一家大学基金QFII的反对，改变了当地国资委对一家上市公司董事的任命。这一案例出现后，一些国内机构投资者就说：“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关注，我们的确不如QFII，我们要学习”。事实上，正是像QFII所奉行的这种投资理念，才更有可能让各方面所期待的“外部市场化约束机制”落到实处，运转起来，促进市场的进步。

　　二是QFII对实体经济和产业的理解。QFII在境外投资历史较长，经验丰富，经历过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很多新兴市场的产业周期循环和产业升级过程，有条件从更为宽广和长远的视野来分析和理解这些产业。例如，在我国正在快速发展的产业，包括一些新兴行业不少在境外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QFII理解产业的经验就可部分移植到中国市场。从我们调研掌握的情况看，QFII现在已经在更加深入地关注A股公司。在深交所市场，QFII配置中小板、创业板公司股票的比例近些年在上升，业界也有“寻找下一个苏宁”的说法，这应该是QFII在A股市场选股更加“精耕细作”的结果。我们也希望QFII对中国新兴产业的投资兴趣和专业判断，能够为市场风险定价能力的提高发挥更大作用。

　　三是QFII成熟的管理理念和和完善的管理制度。相比较于前两个方面，这方面也许是我们更需要了解和学习的，但目前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以选择国内资产管理人为例，QFII一方面注重长期投资回报，不因短期业绩波动给管理人过多压力，可以说是“用人不疑”；另一方面，QFII在选择管理人时有一套非常严格科学的流程，能够得到青睐的管理人并不多，可以说是“疑人不用”。例如，QFII在选择管理人时，通常会经过三个阶段：第一轮的“海选”，会有几十甚至几百家管理机构参与其中；第二轮的投资部门尽职调查，主要了解管理人的投资理念、选股思路、决策流程、风险控制和换手率等细节；第三轮的后台部门尽职调查，这时一般只有2-3家入围，QFII会到资产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和风险控制、法律合规、交易执行，以及清算交收等部门的主管沟通日常维护事宜。在金融危机以后，对于中后台风险控制以及法律合规越来越重视，因为它们管理的大多都是大规模长线的公众或者国家资金，安全性最为重要。在三轮交流完成后，一般会形成一个多达150个问题的清单。严谨的流程，以及专业、细致的问题清单，不仅保证了QFII选出合适的管理人，也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了国内的专业化投资队伍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