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军人出身的乔治·马歇尔是一位富于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他二战后作为外交使节走访欧洲，基于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深刻的担忧，他力促美国政府和国会推行了欧洲复兴计划，使欧洲脱离了战后的废墟和一片凋敝，重新在经济上站立了起来，而且恢复了信心和乐观感，为直至上世纪70年代的战后经济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48年4月至1951年6月，马歇尔计划实际财政拨款共计125亿美元，相当于马歇尔演说当年美国GDP的5.4%左右，占整个计划期间美国GDP的1.1%。但是，马歇尔计划不仅是一项经济援助计划，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项政治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马歇尔计划不仅让欧洲复兴这个该计划本身的目的得以实现，更深层次的是，借助推行马歇尔计划，美国实现了它的全球战略目的，而这一切也是在不损害欧洲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

　　二战彻底耗尽了西欧地区的元气，无论是作为战胜国的法国还是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意大利，都几乎陷于民穷财尽的地步。在严峻的物资短缺、恶性通货膨胀和生产凋敝的环境中，民众很容易接受比较激进的意识形态，所以战后的西欧国家有沦于长期的政治与社会动荡的风险。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一度达到全世界的40%，黄金储备达到70%，在军事优势上，一度垄断核技术，这样的状况呼唤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合作。

　　当然，美国对欧洲的强力输血既是为了维护整个西方世界的稳定，同时也是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不仅是在军事和政治意义上，而且是在心理意义上，重建人们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信心。美国及时援助欧洲，让西欧各国稳住阵脚，可以有效阻止共产主义势力在这些国家的进一步扩张，同时稳定一些欧洲边缘国家。

　　固然，马歇尔计划对于美国经济本身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让“美元霸权”得以成形和巩固，同时促使欧洲国家降低了对美国的关税壁垒，便利了美国产品对西方市场的统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是出于自身的经济需求而推行马歇尔计划的，恰恰相反的是，援助欧洲在当时美国国内也遭遇了一定的阻力，推动马歇尔计划的不只是经济考虑，更主要的是一种政治意志。马歇尔计划总体上不是美国对自身经济问题的回应，而是一种主动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国际战略。

　　事实上，马歇尔计划带有浓厚的美国传统的理想主义外交思维的色彩。在一定意义上，马歇尔计划是美国根深蒂固的“救世”情结的一种反映。虽然带有自利性，但也带有强烈的利他性，并不仅仅是美国实现自身利益的一种工具。

　　西欧国家从马歇尔计划中受益良多，其经济社会状况都得以稳固，以至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都不会吝惜他的赞美之情：“不是原子能的发现，而是体现在马歇尔计划中的那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对较困难的国家的援助精神，将载入史册，成为我们时代中的最巨大成就。”马歇尔计划为欧洲最早的一体化打下了基础，以此为铺垫，欧共体和欧盟才能在良好的欧洲合作环境中成立。在那个时代，马歇尔计划实现了一场美欧之间的双赢。

　　不同的世界格局背景

　　固然，马歇尔计划帮助了美国企业向欧洲市场释放产能，对当前面临严峻的产能过剩问题的中国来说，这一图景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这只是马歇尔计划的附带效应。因为其最大的意图仍然要放在国际政治战略的框架之下来理解——主要是遏制苏联和扶助欧洲盟友，维持西方核心地带的稳定，服从于美国的战略需求。马歇尔计划的本旨正如其提出者马歇尔将军演讲所说的，是要“提供一个自由制度得以存在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才是它最根本的目的。

　　目前中国学者认为中国面临的情况与马歇尔计划前夕的美国有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性主要是在经济层面的，即海外存在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而本国拥有充足的资金，过剩商品和闲置生产力。

　　在做这种比较的时候，国际政治层面的因素却被忽视了。马歇尔计划是从二战走向“冷战”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的施行是受当时苏联集团与西方对峙的基本态势决定的。而当前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类似的场景已经很难重演。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今天，各国并不存在着必须选一个阵营来投靠的问题。而马歇尔计划当时要解决的首要挑战，恰恰是保持己方阵营的稳固，对抗彼方阵营，带着强烈的自我保护和对峙意识。

　　当前中国推动资本“出海”的意图是消化国内很多产业存在的产能过剩现象，同时为巨额的外汇储备“消肿”找到一定的出路，在此过程中也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创造基础条件，达到多种目的。可以说，中国资本[2.80%]输出的本旨依然首先是满足本国的经济需求，然后才是在客观上惠及其他国家。当然，亚洲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存在着相应的需求，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需求，中国资本输出无疑将实现亚洲国家的共赢。

　　但这样的需求，在重要性和紧迫性方面，与二战之后欧洲国家对美国的需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时欧洲国家处于水火交迫之中，有燃眉之急，希望借外来经济援助实现政治与社会的稳定，而目前“第三世界”国家并不面临类似的窘境，他们需要中国的资金，但并不是非此不可。所以，对推动中国资本输出，还是首先要基于本国经济的需求来理解。

　　中国在今年在金砖机制下参与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主持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深入地介入国际经济治理，也提升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但是，这些只是中国介入国际金融治理架构的第一步。这些机构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比，无异于小鱼之比大鲸。目前可以发挥“鲶鱼效应”，倒逼国际金融秩序的变革，实现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投票权、影响力的提升，但其作用不宜过度夸大。在这个舞台上，中国只是一个迟来者，这与二战结束初期如日中天的美国是完全不同的。

　　谨慎使用历史名号

　　马歇尔计划因为功效卓著，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所以后来得到了不断的引用。当然，其中也不乏“托名”于马歇尔计划而别有深意的做法。

　　比如，自从欧元区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以来，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多次呼吁美国对欧洲推行新的马歇尔计划。无疑这个计划将首先是个政治计划，按照索罗斯的设想，新版马歇尔计划还可以帮助处于夹缝中的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威胁。

　　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曾提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需要出台一种新的“马歇尔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瓶颈，并给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不过，林毅夫实际指的是一种全球性合作，各国协调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于基础设施瓶颈和环境瓶颈，实现增加需求的效果，而中国只是这场国际协作的一个参与者。用林毅夫先生提出的概念来指代中国单方面的资本输出计划，也是不妥当的。

　　一方面“阳光之下无新事”，另一方面“并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共性与差异性总是同时并存的，在对历史事物的不断诠释过程中，同一名称所指对象的实质也会发生变化，甚至最终与原始对象南辕北辙。

　　当然，人们总是有选择选择名号的需求，用历史名号来为新的设想增光，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应足够谨慎，因为“托名”和“冒用”不免会造成听者理解上的偏差。比如，近期围绕所谓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次媒体热炒的“中国马歇尔计划”概念，本来就是一种原汁原味的“中国制造”，有的论者却反过来说，这是对中国行为的西方式解读，是西方媒体渲染的说法，很有可能为“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于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到底是反映了中国的自信，还是外国人“构陷”中国的阴谋，谁也搞不清楚。这就是一个滑稽的现象：自己玩的语言游戏，把自己也陷进去了。

　　秦晖先生曾经提醒要注意一种“问题殖民”，就是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把一些西方的概念直接“误置”到中国的事物上和问题上，会限定和固化理解问题的思路，容易导致简单化的结论。

　　当前中国需要应对产能过剩和过高的外汇储备，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目标，深化中国对全球治理秩序的介入，这是一个综合的工程，也是西方国家没有经历过的特殊过程，因而对该问题的讨论应该以本地的特殊性为基础。中国资本输出的目标首先是务实地解决中国面临的挑战，实现经济转型，而国际地位的提升应该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副产品，不可本末倒置。另一方面，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是不可改变的大趋势，但外部世界的猜疑也会相伴而生，要多些沟通少些猜忌，就需要多点务实的行为，少点生造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