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培育私募市场”被写入“国六条”，这是私募市场首次纳入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顶层设计中。作为私募行业的从业者，您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其间透露了怎样的信息，对整个私募行业会有怎样的影响？

　　熊钢：“培育私募市场”被写入“国六条”是件水到渠成的事情。透露出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认识到了PE/VC市场的重要性。

　　私募市场的重要性被充分认识到主要基于三个原因。第一，中国经济正处在从资源消耗、资源污染型走向资源友好型、科技创新型发展的关键阶段，这是国家战略的重要变化；第二，产业结构转型的迫切需要，实现从改革开放开始的以制造业为基础、房地产及基础建设为龙头的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的产业结构向医疗健康及文化创意等满足人们高层次需求的产业结构的转型是当务之急；第三，作为国家经济战略及产业结构转型的资本引擎，中国资本市场需要均衡快速的发展，以改变目前资本结构的不平衡（当前以短期资本和套利资本为主，长期资本及创新资本缺乏）和市场机制建设的滞后（融资监管退出渠道等机制的前瞻性、系统性问题，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断裂）等现状。作为长期资本及创新资本主要来源的PE/VC市场的发展对上述三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于大力发展私募股权基金，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已经达成了重要的方向性共识，这对整个私募行业、对PE/VC基金的发展是重要利好。

　　记者：经过2012年以来的行业寒冬后，随着IPO重启、新三板扩容等利好的不断释放，有业内人士认为，PE/VC正面临黄金十年新起点。您如何看待私募市场的最新机遇？

　　熊钢：是黄金十年还是黄金多少年很难去预计，但是经过2010年到2012年的私募热潮，2012年私募业降温进入寒冬，两年的洗牌冷却，2014年又开始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我们作为私募从业者也切身体会到了这个变化。

　　私募市场面临两大新机遇。第一，制度方面的新机遇。私募市场的建设包括募资市场和退出市场的建设，整个市场的建设已经出现了制度方面的变化，IPO重启、新三板扩容等就属于私募市场制度性建设的基础工作。制度方面的新机遇给融资和退出提供了比较良好的通道；第二，国家资本作为长期投资人直接进入PE/VC市场。产业转型与科技创新需要产业经营和PE/VC长期资本两只轮子的共同推动，目前中央及地方已经加快对创投特别是创新型基金的直接投入，拿出资金交给好的创投机构进行直接长期投资。

　　PE/VC属于高风险高回报行业，虽然一旦投入成功，投资产出也很高，但产业转型与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与资本流动性长期锁定的风险叠加甚至共振，也给PE/VC资本带来高风险。前段时间PE热的冷却，既是民间资本对PE行业风险的一种过度反应，也是一种正面反思；现在看起来真正的长期资本已经逐渐在恢复对PE/VC的投入；政府投入的长期资本对PE/VC行业的长远发展来讲，起到一定的基石作用。

　　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私募市场的监管格局？您认为监管层可以从哪些方面改进目前的现状，以促进私募市场的发展及其市场化功能的发挥？

　　熊钢：首先能够进入这个市场的资本是有一定的门槛和要求的，并不是普通的高净值人群就能够进入的。因为第一它的周期比较长，变现能力比较弱，投资回报虽然比较高，但相对的投资风险也比较大。我们的LP是怎样一个状况？就是至少能把十年之内都不要动的一千万以上的资本拿出来的这个资本要求。这种资本对风险的认知度比其他投资高得多，风险的承受能力也高很多，因此对这种资本的监管当然也不同于一般资本的监管，应该是以引导并鼓励长期投资为主，不做太多一般性的干预。监管层应该形成以正面的推动为主而不是被动的监管为主的监管格局。

　　私募市场不是二级市场，它服务于推动产业转型及科技创新的长远目标，所以监管层应该引导更多的符合资格的投资者进入这个市场，而不是遇到了一点点问题就进行市场的调整和干预，应该引导资金走向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提高准入门槛，不断让他们认识到风险，不断认识到未来的市场收益。

　　记者：我们知道，澳银资本已经成为私募界一支优秀的专业投资团队，您能不能谈一谈当初转战私募的出发点以及目前的一些心得？结合近年来澳银资本的发展情况，您认为澳银资本的现状与当初的设想是否一致？

　　熊钢：在创立澳银资本之前，我一直是自己做实业的，从贸易产业再到企业管理，再到独立的投资人，最后转成风险资本，既是偶然的因素也是必然的结果。对于自己的转型，从企业的管理者角色转型成一个投资者的角色是个很大的反差，做产业经营是从头到尾的长链条管理，而作为风险投资者，大部分是点对点的授权式管理。但有企业管理经验的投资者对投资企业的经营会有自己的实业基础的理解，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成长，这是个很大的好处。投资家和企业家应该形成一个很好的搭配，投资家作为企业的领航员，承担教练员的责任，促使资本的轮子和经营的轮子共同推动企业向前发展。

　　澳银资本的发展，一直秉持两大发展策略：“均衡”和“差异”。

　　关于均衡策略，首先是资本的均衡，即澳银旗下管理的基金核心资本与协同资本的组合、稳健资本与保守资本及激进资本的组合。这种资本结构在保持长期稳定持续的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持续性的收益。

　　其次是投资的均衡，它包括投资空间的均衡，即围绕核心投资领域为主，配置少部分防守型投资和前瞻型投资，形成均衡的投资空间结构；投资时间的均衡，澳银管理两个系列基金，一是澳银外币系列基金，以国外一些家族风险信托资本为主，其着重于长期持续的收益。二是华澳人民币系列基金，其对于人民币基金以成长型投资为主，同时配置财务投资及并购投资，形成了另外的一个橄榄形的投资均衡分布。

　　最后是退出的均衡，构建一个以并购退出为主、IPO和管理层MBO杠杆收购为辅的的退出机制。并购退出包括产业并购、企业合并、资本并购。澳银资本目前60%至70%的退出源于并购，20%是IPO，还有10%至20%左右则是管理层的MBO。

　　差异是另一个重要战略。从整个发展的情况来看，我们选择资本时，资本结构、投资结构和退出结构与业界的竞争者要形成一定的差异。从目前基金的管理规模来看，我们管理的外币基金规模不到4亿美元，人民币基金规模不到15亿元，这个发展超过了当初的设想，虽然规模上属于中小型，还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从募资和投资回报来看也都比较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