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老先生并没有私交，有限的晤面是接受他的资助去芝加哥大学开了为期一周的学术讨论会。见到了老人家，但因为人多，他老年事又高，话都没有多说上几句。而尤其让我心酸的是，就在一个多月前，他老人家还为我签了名。本来，大家都在传说他老人家身体硬朗、健康，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还在筹划他老10月来华访问，我们是满怀期待数着日子盼望10月到来的呀。

　　但我对他老人家的学问是熟悉的。我经常讲，我的脑袋里只有科斯定理、经张五常发展了的租值消散定理、比较优势原理以及成本、租值、价格、交易费用等几个基本概念。

　　他老人家自己说，经过别人的启发，他意识到他的工作将改变微观经济学的结构。这应该也是他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缘故。学界公认，他获诺奖是实至名归，就是来得晚了些。

　　科斯以前，经济学天真地以为真实世界会像局部均衡所描述的那样，人只管自己，却不顾给他人造成的好的或者坏的影响，这叫做外部性；并认为有外部性的时候，需要政府干预以改善社会福利。但科斯说：如果当事人的活动确实给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造成了损失，那么这损失是要进入当事人的成本的；如果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确实从当事人的活动中获得了好处，那么这好处是要进入当事人的收益的。牧民的行为给农民造成损害，即使不对牧民征税，牧民也不负赔偿责任，这笔账也要记在牧民的头上。人不是木头，会协商。如果农民请牧民减少畜群的数量，而牧民拒不同意的话，那么牧民就必须把放弃的本来可以从农民那里得到的赎金，算作扩大牛群规模的成本。养蜂人的行为给果农带来了好处，即使不补贴养蜂人，这好处也要记在养蜂人的头上。因为果农一定会支付赎金，以使养蜂人增加蜂群的数量。科斯的分析是典型的一般均衡分析。

　　这当然是零交易费用的情况。的确，有些时候我们会听任别人对我们造成影响而不做反应。不做反应，不是不愿意做反应，或不能做反应，而是某种东西制约了我们，使我们不值得去做反应。通常，制约我们、让我们不（值得）做反应的那个东西就是交易费用。比如你吸烟，让我们被动吸入尼古丁，我们却听之任之，不做反应，这是因为我们让你不吸烟或者少吸烟的谈判费用太高（相对于所获得的收益而言），故不值得做反应进行协调罢了。这种情况并非是无效率，而恰恰是效率的表现，因为要改变现状要付出更大代价，得不偿失。

　　并非完美才是美。一旦考虑了交易费用，世界就变得五彩缤纷起来。然而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是一个和谐的，而不是如庇古所宣称的不和谐、处处需要政府干预的世界。

　　科斯以前，经济学总认为效率发生在边际等式成立的地方。但科斯告诉我们，在正交易费用的世界上，边际等式成立的地方常常没有效率。按照传统经济学，甲偷了东西打80板才不偷，乙偷了东西打20板就不偷，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各打50板。结果甲还照样偷，乙却干不了活，这是无效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有公平却没有效率。但是科斯提醒我们：你怎么知道甲打80板就不偷，乙打20板才不偷？13亿人每人打多少板正好不偷？考虑到这个巨大的信息费用，那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仅仅是公平的，而且也是有效率的。

　　科斯还告诉我们，自愿的交易对于双方永远都是改善。这当然是古已有之的交易定理。只是科斯强调了交易定理的前提条件——私有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条件。在法律领域，不去严格区分刑法和民法，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都可以归结到侵权方对特定受害人的补偿，而不把着眼点放在公权力对侵权方的惩戒上。这也开启了法律实践的新途径以及法经济学学科。

　　科斯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科学分析，更有科学分析的客观态度。一个人做价值判断容易，但要抛开个人价值观进行客观经济分析就不容易了。然而科斯做到了。他长期看好中国经济。他对中国的进步公正分析并诚恳提示，是真正关心支持中国发展的少有的几个世界经济学大师之一。

　　承载生命的是后人对于逝者的敬仰与哀思，科斯先生所留下的智慧意义远大于生命的延续！ （作者系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