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长春9月4日电（记者 姚友明）近日，“北京正在研究征收拥堵费”的消息不仅引起了当地市民的关切，也引发全国其他城市群众的忧虑。人们不禁要问，限行、限牌、限外地车都没有解决的大城市“拥堵病”，能用收费的方式“药到病除”吗？在“拥堵费”引发普遍质疑的背后，暗含着人们对理性“治堵”的期待。

　　收费“治堵”，标志着交通治理思路开始由行政化的强制措施向市场化方向转变，但细心的人总会发现，靠提高用车成本治堵的方法在国内外已不“鲜见”，且收效甚微—北京、成都市区停车费成倍上涨，上海私家车号牌拍卖费飙升，但这些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增长仍然迅猛，交通也越来越拥堵；在5年收了8亿英镑车辆拥堵费的伦敦，征收“拥堵费”后平均每行进1公里要等待2.27分钟，征收前也只要2.3分钟。

　　中外“治堵”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市场化的收“拥堵费”应该在公共交通足够发达，交通管理、道路规划相对成熟的基础上进行，仅靠收取“拥堵费”就想破解“堵城”难题，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再者，收费“治堵”，从道理上也讲不通。被堵在路上的人本身就因拥堵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却还要反过来向有关部门缴纳“拥堵费”，这种权利和义务的“倒置”很容易招致公众的反感。

　　此外，“拥堵费”一旦出台，行政化的“治堵”政策去向何处？公车是否也要纳入收费范围？收缴上来的“拥堵费”能否“专款专用”，改善公共交通环境？人们担心城市公共道路资源变成高收入者和公车的专属区域，钱没少交，最后却不但路上添堵、心里也“添堵”。

　　应该说，交通部门为治堵想了很多办法。想要找到好的“治堵妙计”，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摸索出一套科学、民主的决策流程。从长远看，中国的大城市“治堵”应逐步淡化行政强制手段，过渡到用市场化手段和吸引市民主动参与以实现出行习惯的调节。行政作为救济的过渡性政策不宜长期存在，一味收费也不是真正的市场化科学管理。法治取向、全国视角、民生关切，相关部门应该兼顾这些角度审慎思考，解好交通管理这道复杂的难题。

　　作者：姚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