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定的以“鼓励出口、稳定汇率、吸引外资”为主的对外开放政策，曾经极大地带动了中国经济发展。这种“重商主义”的对外政策为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所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式微，尤其在当前海外经济长期低迷、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内“刘易斯拐点”隐现、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丧失的内外困境下，“重商主义”贸易政策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正在把中国经济进一步引向内外失衡的严重困境。
外部失衡引致内部失衡
所谓外部失衡，即持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带来一系列问题。持续顺差的结果在国外表现为，中国在用廉价商品“补贴全球”之后，还面临着“输出通货紧缩”的指责，且不断遭受反倾销、反补贴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制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国内出口行业的行业结构。国内出口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规模的加工制造企业，既没有海外知名品牌，也不掌握销售渠道，更没有核心技术和专利，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一定议价能力，导致国内出口企业利润长期被国外贸易商压缩在成本线附近。国家为鼓励出口，长期以来提供给出口企业出口退税等众多补贴措施，使得大量维持经营在成本线上下的企业靠政府补贴度日，不仅因此而受到国际各方的贸易制裁，客观上还造成产能过剩和政府财政资源浪费等一系列问题。持续顺差在国内则表现为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目前已经接近3.5万亿美元）面临着管理和投向的难题，以及贬值的风险。
更严重的是由外部失衡而衍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内部全面失衡。
第一个衍生出的内部均衡问题是外汇占款问题。由于外部经济失衡，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和随之而来的国际热钱涌入，使央行被迫发行等量的人民币来进行购汇。因购汇投放的超额人民币流动性，必然将造成资产价格上升和物价上涨。2008年以前，中国资产价格和物价的上涨很大程度上就是输入外部货币流动性所造成的。
第二个衍生的内部均衡问题，源于央行为了防止国内资产价格上涨和物价上涨，而采取对冲措施吸收因购汇而投放的货币。当前央行的对冲外汇占款政策如下：每进来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央行投放3000多亿人民币来购买；为了不增加物价压力，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或发行3000多亿元央行票据，回收上述新发货币。然而，这一操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其购汇投放货币和对冲回笼货币的过程中用力是不均衡的。每月卖给央行500亿美元外汇储备、拿走3000多亿人民币的，大部分是外贸企业、外资企业和息差套利者，而因为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或央票抽紧银根而失去信贷机会、被收走货币的是内资企业、内贸企业和中小企业。多年如此“购汇发钞、对冲回笼”的游戏结果，造成内资企业、中小企业的资金越来越紧张，国内实际利率越来越高。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平均融资成本15%左右，民间短期借贷的利率高达20%以上，银行发行的短期理财产品和信托的利率平均在5%-10%之间。这不仅造成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中小企业大批倒闭、股市持续下跌，而且正把更多从海外低利率拆借的资金吸引到中国，套取利息差和人民币升值的收益。仅2013年前4个月，因为热钱持续流入而新增外汇占款就高达15000亿人民币左右。这必将迫使央行加速发央票对冲，加速“热钱流入—对冲—造成国内资金紧张—利率上行—热钱加速流入”的恶性循环。在这个恶性循环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正在一步步偏离均衡。
第三个衍生的内部均衡问题，就是国内投资率持续超过消费率，“多生产、少消费、多储蓄”长期存在的基础，从根源上也有赖于连续多年的贸易顺差，或者说在于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可见，简单一个贸易政策问题，背后却是整个经济的外部均衡和内部失衡问题。长期鼓励出口、追求顺差的贸易政策，不仅造成过多外汇储备长期面临财富贬值风险，而且进一步转化为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包括：2008年以前输入过剩流动性造成资产价格和物价居高不下；2008年以后为了对冲从海外输入的过剩货币流动性而采取错误的非对称对冲措施，造成对内资企业和对内经济部门的信贷紧缩，从而严重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国内多生产、少消费、高投资的外贸依赖和增长结构失衡。
从源头着手斩断失衡链条
简言之，中国经济从外部失衡到内部失衡的传导路径是：“政府出口导向→大量中小企业苟活→贸易顺差扩大→外汇储备增加→央行货币对冲→非进出口企业融资成本上升→投资率超过消费率/热钱涌入→破产潮开始出现”。因此，如果要斩断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链条，就要先从源头着手。
笔者在《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一书中提到，首先，中国的贸易政策从宏观上应尽快结束传统的以鼓励出口、追求顺差为目标的重商主义政策，而应以追求贸易平衡为基本目标。大国经济只有维持贸易平衡才是长期可持续的对外政策目标。
其次，从贸易顺差到贸易平衡的过程中，中国应有计划地将出口行业结构从以利润率低的加工型中小企业为主，调整为以拥有自身品牌、技术和遍布全球的销售或采购渠道的大型跨国公司为主，提升中国企业议价能力，提高利润率，从而减少目前对出口部门的大量低效率、产能过剩企业的补贴，进一步实现贸易平衡。
每年数千亿的出口退税虽然救活了很多濒临倒闭的企业，却也让更多的企业失去了技术进步的动力，这是出口行业多年以来驻步不前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有计划地减少对出口企业的补贴和鼓励出口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必不可少。近年来，中国出口部门也经受了各种考验，不但技术不断改进，效率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也逐步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甚至类似于青岛海尔(行情,问诊)、格力电器(行情,问诊)、青岛啤酒(行情,问诊)等也在海外有了一定的自主品牌。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出台相关政策鼓励行业内的兼并重组，可以让中国出口行业加快转型步伐，向大型跨国公司主导型行业迈进。
完成以上两步之后，贸易平衡的实现将会明显大幅减缓外汇储备的增加，央行不需要对外汇占款的扩张进行对冲，非进出口企业融资成本将显著下降，内外失衡的局面才能被最终打破。
当中国的进、出口企业不再是没有品牌的低端制造和乌合之众，而代之以有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当中国的出口部门不再依靠汇率保护和财政补贴，而是依靠技术、品牌和独立海外渠道强势生存；当中国的进出口不再持续巨额顺差，而是基本贸易平衡，中国的外贸转型才算初步完成，中国从外部失衡到内部失衡的痼疾才能有效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