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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钱庄内幕大起底:80后庄主被称地下央行行长

加入日期:2013-9-24 8:48:40

  9月12日,青年经济学者段育文接到北京温州企业商会副会长林步贵的电话。林步贵开口就说:“帮帮我!我被人骗了5000万元。”林步贵是典型的温州人,能吃苦,很会做生意。他1979年来到北京,经历重重艰辛,终于积累了上亿元的资产,成为北京赫赫有名的商界人物。然而,这个曾经叱咤商场的温州商人,如今也遭遇了“地下钱庄”的骗局。

  几个月前,几个杭州人来到北京向他借了5000万元的巨资,投入到地下钱庄的生意中去。对于地下钱庄,林步贵有所耳闻,他知道地下钱庄是非法的,运营模式是通过高利贷牟取暴利,所以开始不愿意借钱。但对方许以重额利息,还有杭州的几套别墅做抵押,林步贵就把钱借给了对方。等了两个月,到该付利息的时候,对方的电话号码却成了空号。

  地下钱庄呈现鲜明地域特征

  “地下钱庄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骗子?”林步贵不停地质问着。

  段育文对他解释道:“地下钱庄来借你钱,必然是预谋很久的事情。先去报警,走司法程序。”

  目前,段育文最担心的是,自己会不会遭遇地下钱庄的打击报复?随着他的著作《借贷危机》的出版,书中所揭露的地下钱庄如何集资、如何运营、如何牟取暴利的真相也日益被世人所知晓。

  浮现在段育文脑海里的是近年来暗访地下钱庄的那些日子。一路从内蒙古跑到温州,再跑到江苏、东北,再去山东、福建和广东,其中的辛苦和险恶非常人想象。

  段育文了解到的事实是触目惊心的——温州地下钱庄,可谓中国借贷危机的策源地;福建地下钱庄,每年非法资金流达上千亿元;鄂尔多斯地下钱庄,有近2000家分布,触角甚至伸到了陕西神木;东北地下钱庄,黑社会色彩浓厚;山东地下钱庄,大批韩国人参与其中;江苏地下钱庄,部分政府官员深陷;广东地下钱庄,神秘的“百慕大珠三角”;湖南地下钱庄,广东“进攻”中西部地区的跳板……

  非法吸存、非法放贷钱庄在中国大多数省份均有,尤以江浙和东北地区表现突出,在各地分别以标会、台会、互助会等形式出现;非法买卖外汇的地区以广东、福建、山东为主,这类钱庄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山东等沿海地区,在广东、福建以非法买卖港元、日元为主,在山东等地以非法买卖韩元和美元为主;非法典押、高利贷的地区以湖南和江西为主,包括一些已被国家清理整顿的典当行也转为地下继续经营。

  金主、庄主和借主的“食物链”

  段育文极力寻找接触地下钱庄老板的机会,目的只有一个:原生态地了解各地地下钱庄的生存状态。在温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下钱庄(挂牌担保公司)老板告诉段育文:“我们这些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合法机构异化成为地下钱庄,实属无奈。按照规定,获得融资担保牌照的担保公司必须和银行合作,向银行打入保证金获得银行认证后,才可以通过银行将保证金放大5倍,给相关方进行担保。”

  该老板坦言,自己的担保公司也在做借贷中介,收益不菲。比如,一笔1亿元的直存款业务,可拿到借款额2%至3%的额外提成。所谓直存款,就是借款人虽符合银行的放贷标准,但由于银根紧缩,银行的信贷额度已用完而无法放贷。于是,借款人为该银行吸收一定数额的存款就成为从银行贷款的前提。借款人没法筹集到存款只能求助地下钱庄,这时,就有金主(有放贷需求的个人或企业)将约定款项存入指定银行,然后由银行按正常程序向借款人放贷。借款人需向金主贴息,而庄主属于服务于金主的中介。

  “金主去银行办理定期存款,并将银行存款单和一年内不查阅不调动存款的承诺书给借款人看,按照行情,存入银行一年,金主不仅可以拿到4.14%的银行利息,还可以一次性拿到借款人额外支付的近5%的贴息。如按活期存款办理,借款人必须向金主支付18%至20%的贴息。一般我们从上线那里,以两三分的月息进货,然后再以六七分的月息出货,从而赚取利息差。”该老板说。

  该地下钱庄老板举了一个例子,来表示与下家签订的合同都有些“门道”。

  他举例说:假如陈某融资2000万元,周转1个月,提供房产抵押等材料,抵押物价值在融资额两倍即4000万元以上,办妥抵押手续后,以个人名义出借资金。白纸黑字的借条上写明的利息不一定高,但是在资金真正借给陈某之前,“高”利息就已支付了。按月息8分利算,借款方事先就要支付160万元的利息,利息通常直接在借款中抵扣,陈某借条上的借款是2000万元,事实上他只拿到1840万元。

  正如该地下钱庄老板所言,后来根据段育文的调查,温州地区所有正规担保公司的资金流量还不足地下钱庄资金流量的1%,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相差巨大的利息回报,融资性担保业务只赚2%至2.5%的手续费,地下钱庄最低额至少都在10倍以上。

  80后庄主年操盘百亿元资金

  在福建福清,段育文巧遇了警方刚刚抓获的一个大型地下钱庄的老板——沈鹏。按照警方的叙述,沈鹏是福清市地下大钱庄的“庄主”。沈鹏的地下钱庄窝点被捣毁的当天,他的非法日币交易量就达到3000万日元,警方估算沈鹏的地下钱庄每年的资金流量至少达到百亿元人民币。

  见到沈鹏时,段育文不敢相信,这么一个福清市最大钱庄的庄主,竟然长着一副稚嫩的脸孔,年纪看起来也就是25岁出头,这个80后竟是叱咤福清市地下钱庄的大庄主,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当问起如何走上非法买卖外汇,做地下钱庄生意的时候,他显得很健谈。

  沈鹏的地下钱庄位于福清市龙田镇福田商业城。从表面看,那个商业城只是一个设施再普通不过的楼层,在沈鹏被抓前,每天从那里出入的现金量,高峰时以千万计,要远远超过国内许多银行的地方分行。“我们有很多招徕客户的生意经,像我们这样规模的钱庄,服务和信誉甚至做得比正规银行还要好。只要几个电话,从国外汇入的外币,一天时间就可以到达客户手中。而且我们的地下钱庄的兑换牌价基本都比银行还高。”沈鹏说。

  服务周到,信誉良好,再加上海外渠道,沈鹏的钱庄发展得相当迅速,很快成为福清地下钱庄的“央行”。每天上午9时左右,沈鹏定时与海外联系,商定当天的外汇汇率,接下来再由他与境内卖汇客户(钱庄的下线)、中小钱庄商定汇率。他不但决定着福清的外汇黑市价,同时能够直接调拨各小钱庄的资金,承接小钱庄消化不了的大单。中小钱庄像储蓄所一样围绕“央行”形成一个地下金融网络——而沈鹏就像是“央行”的行长。

  按照沈鹏的说法是,警方破获了一起刑事案件,而该案件涉及的黑钱是经沈鹏的地下钱庄流转的,警方由此顺藤摸瓜,最后逮着了他这条大鱼。“要是没有这起刑事案件,警察可能永远抓不到我。”沈鹏说。

  沈鹏的被抓让一批地下钱庄裸露在阳光之下,但这样并不能从根本上使其断绝,许多钱庄的运营方式更趋隐秘。在福清,像沈鹏这样的大“庄主”保守估计至少还有数个,他们与沈鹏相比,在规模上并不逊色,但手段更加隐蔽。

  为什么不能彻底打击这些非法的地下钱庄呢?段育文说:“福清的市场需要,是地下钱庄存在的最大原因。简单快捷也是福清地下钱庄的最大优势,而且钱庄还可以轻易把你的日元换成你想要的任何外汇,汇率比银行还要高。”

  银行资金变相流入地下钱庄

  有哪些人在放贷给求贷无门的中小型企业?除了民间资本,银行也难以置身事外,甚至有银行资金也充当了民间拆借的“二传手”。据报道,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曾表示,目前中国沿海地区约有3万亿元的银行贷款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段育文在调查中发现,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特征:资金多元化,甚至境外资金加入到民间借贷行列,银行资金也通过各种渠道变相流入民间借贷的池子。银行资金更多时候以一种更为隐蔽、合法的方式流入民间借贷市场。温州有些知情人称,一些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套取资金关系,与人合伙开担保公司,以假实业的方式把钱借出来,再翻倍贷出去。

  温州商人胡汉民坦承,多次通过一些银行领导贷款,都是私下进行。曾经在胡汉民急需资金的时候,温州一家国有银行信贷部的工作人员对他“施以援手”,从2009年7月开始,150万、80万……陆续借了700多万元给胡汉民,月息4分。

  根据段育文在温州的调查,温州的银行资金还通过上市公司、国企等途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银行低息贷款给上市公司或国企,上市公司以委托贷款高息发放出去,银行收取正常贷款利息和委托贷款手续费,各得其所。而一些国有企业或大型企业从银行贷款,利率上浮到年息8%左右。地下钱庄给这些企业每月2分利,年息24%,除去还给银行的利息,企业坐收16%的净利。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曾坦承,银行资金流入高利贷市场的行为确实存在,这与监管失职相关。由于信贷需求旺盛,许多企业纷纷转行从事高利贷业务,一些大型企业从银行低成本拿到贷款后,放高利贷,赚取巨额利息、利差,实际成为高利贷市场从银行融资的平台,一些国有担保公司、财务公司也利用国有银行的资金,偷偷地放高利贷。

  银行疯狂地染指到地下钱庄的高利贷交易,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如果高利贷仅限于民间资本领域,波及面可能还不算大,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些国企和银行涉足这一领域,经济一旦下行或将带来系统性风险。如果钱是从银行流入民间借贷,资金链条慢慢拉长,借钱的企业经营出现无法偿还的情况,最终会对银行产生冲击,牵连的经济体也会越来越多,从而有可能发生“中国式的次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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