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IEA在北京发布了一份世界能源展望特别报告——《重新绘制能源气候路线图》。这是IEA首次就能源与气候变化的相关性问题做了独立、专门的研究。

　　报告认为，尽管大部分国家采取了积极的减排措施 ，但世界并未处在实现各国政府一致认可的、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轨道上。为了仍旧保持2℃目标可行，在2020年前需要采取集中行动，而能源部门处于这一挑战的核心。因为能源行业占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大约三分之二，全球能源消费的80%是基于化石燃料的燃烧。

　　比罗尔强调，该报告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为能源行业减排提出了可以迅速有效落实的4项基本措施：终端用能部门迅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占减排量的49%），淘汰旧的低效燃煤发电站和限制新建（占减排量的21%），在石油和天然气工业领域减少甲烷排放量（占减排量的18%）和加快削减化石燃料补贴（占减排量的12%）。

　　亚洲国家的能源消费仍然在增加

　　《21世纪》：近两年，OECD国家的能源消费有所下降。您认为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峰值是否已经出现？

　　比罗尔：很多OECD国家都已经过了石油消费的峰值，但能源消费总量将会持平或增加。过了消费峰值的国家将出现石油消费下降，这和其对石油的需求有关。比如在美国、欧洲、日本，我不认为它们的石油消费需求会回到原来的高度，因为它们机动车的保有量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其次车辆的能源效率也已经提高了很多，车辆的石油消费增长已经基本稳定。

　　《21世纪》：从OECD国家的经验来看，是否存在煤炭消费峰值、CO2排放峰值、能源消费峰值这一先后顺序？

　　比罗尔：这要看不同国家了。不能笼统地说存在一个普遍的模式。在很多OECD国家，煤炭消费已经达到顶峰了，甚至已经被天然气取代。但亚洲国家却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看到很多亚洲国家的能源消费仍然在增加，主要用途是发电。所以OECD和亚洲各有其特点。

　　给碳定价是最有效的减排手段

　　《21世纪》：上述三个峰值的实现手段是否不同？

　　比罗尔：总的来说，控制峰值包括两种手段。一是通过行政命令，比如订立一些法规等。二是运用市场机制，给污染定价，这将有助于激励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和使用，暂缓那些落后火电厂的上马。再比如，如果你给碳定了价格，那么高排放的燃料，例如煤炭，将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国用好这一手段，便可能实现2015年达到煤炭消费峰值的目标。

　　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困难，对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国家相对容易一些。但是说到煤炭，煤炭消费总量的控制是非常不同的。比如可以通过运用替代能源如天然气或水力等可再生能源来实现。

　　中国提高能效既能减排又能治污

　　《21世纪》：IEA是否对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峰值与能源消费峰值做过研究？

　　比罗尔：中国的能源消费会继续增加，因为中国经济仍然在增长，用电需求仍然在增加，对于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也将增加。但更重要的是，能源消费的增加速度会减慢。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能效，是中国将面临的最大挑战。

　　《21世纪》：：中国正在研究明确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时间表。您认为中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促进这一时间点早日到来？

　　比罗尔：我在报告中提到了四条建议：一是提高能源效率。二是淘汰和限制新建低效火电站，三是减少石油天然气产业的甲烷排放，四是加快削减化石燃料补贴。如果这几项措施得到落实，就会像气候司司长苏伟先生所说的，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这意味着，第一，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将下降；第二，中国的污染情况，特别是城市地区，将大大减少，使其成为宜居城市；第三，由于中国在全球排放量中所占比重很大，因此这也意味着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而且如果其他国家也能做到以上措施，那么我们就能实现只升温两摄氏度的目标。

　　此外，中国可选择的可再生能源包括核能、风能、太阳能、水力等，它们在未来中国能源组合中的比重有望上升。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能更有效地利用能源，将有效减少建设基础设施的必要。中国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有很多亮点。但中国这么做不只是为了回应国际上的声音，更是为了自己的民众。因为提高能效不仅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还能有效控制中国城市的污染。从而让中国变得更适合居住。此外，中国需要进口的能源也会减少。

　　中国碳交易试点是很好的开始

　　《21世纪》：中国目前正在建立碳交易体系，已有7个试点城市。您如何看待中国进行碳交易的前景？

　　比罗尔：正如我刚才说的，最能有效控制碳排放的方法就是给碳定价。这在世界各地都得到印证。有的国家一直在推进这件事，比如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的一些州。如果中国能将碳交易做起来，一定会在这方面世界领先。而这不光光是为了减排，还将大大减少本地污染。而这只是诸多好处中的两个例子。中国现在做的7个碳试点，将涵盖中国碳排放的8%左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21世纪》：与此同时，中国财政部也在积极研究出台碳税政策。您认为应该如何平衡碳交易和碳税两项工具？

　　比罗尔：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市场，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给碳定价、征税或者行政手段。根据我的观察，经济和金融手段比行政手段要更好一些。但每个国家都要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具体以哪个为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各国应该在碳排放问题上出台各种金融工具，既可以给碳定价为基础的，也可以是全国或地区性的碳交易。但必须赋予碳价值。另一方面，特别是在中国，为了推进能效的提高，由政府牵头出台相关规定是很重要的，但也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