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潇 莫干山报道

　　1984年一帮中青年学者在莫干山的聚会，写就了我国改革史上亮丽的一笔，其研讨成果帮助当时决策者规划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现路径。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今年一批中青年学者重上莫干山，以“财税体制改革”为命题，意在续写当年莫干山的辉煌。会上不少参会学者表示担忧，改革停滞十多年，社会积弊重生，未来的改革应是全方位的；财税改革尽管重要，但改革若仅局限在财税领域，改革效果必定大打折扣。

　　至于财税改革如何破局，不少学者达成共识，认为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需厘清政府边界，进而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划分。

　　重回莫干山，形势更严峻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今年11月份召开，将讨论全面改革的相关问题。莫干山会议定于9月6日至9日，议题为“财税体制改革再突破”。

　　1984年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处处长的徐景安，今年重上莫干山，直言“今年的形势更加严峻，今天的心情也没有当年好”。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教授李炜光表示，今年的莫干山会议跟当年有点类似，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这样一个重要窗口，而且全社会已经积累了很多矛盾，矛盾形成的原因也多有共识，未来需要启动多项改革。

　　改革的呼声很高，从何改起，却多有争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表示，改革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收入分配体制，一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改革尤其要敢于触碰现有利益格局，不能回避国有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

　　徐景安也表示，当今改革的突破口在分配，而分配中最大的问题在于财政。财政收入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如今财政信息不透明，民众也没有财政分配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块问题很大。

　　单项改革恐怕难以突围。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研究员常修泽，也是当年莫干山代表，他表示我国未来改革应该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生态这五方面，任何一项都不能回避。

　　常修泽进一步表示，现在要防止这样一种偏向，那就是把未来的改革归结到经济改革，又把经济改革归结到宏观管理改革。现在有一种趋势，试图绕开垄断性行业的改革。但最近中石油几个高管接连出事，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表明垄断行业的改革不能回避。

　　财税体制改革被不少人视为未来改革的突破口，因为财税体制牵涉甚广，改革背后大有文章。业内专家普遍表示，财税体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牵涉到行政体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表示，财税改革不是孤立的，财税改革依赖于有关配套改革的协同与推进，如养老体制、医疗卫生体制、教育科技体制、金融体制改革等。这些改革都对财政形成了支撑或者是制约因素，未来需要推进配套改革。

　　厘清政府边界

　　王保安直言，运行20年的分税制需要重新审视，我国财政体制确实到了整体性、适应性改革的时候。现行财政体制有不少问题，如区域优惠政策过多，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建立；中央委托地方的事权或者地方事权过多，使得专项转移支付过多，影响财政运行效率等。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财政收入的增速也随之下降。李炜光对本报记者表示，现在需要通盘，尤其要想好未来5-10年里，我们究竟要有一个多大的政府，政府的职责是什么，提供的公共服务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平。有限的财力，难以支撑政府的无限扩张。

　　有限的财力，为政府职能划定了一个上限。有了上限，接下来就是如何在中央与地方分配的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正因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央将财权上收，才造成地方财力的贫乏，未来应将更多财力往下倾斜。

　　更有地方财政学者直言，政府的层级越低，其财政质量就越差。在如今经济放缓、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很多县乡级政府通过小税种或者非税收入的“空转”，造成财政数据上的膨胀，而当地政府实际可用财力很少。

　　上述学者进一步表示，地方财力虚高长期存在。因为转移支付实行“基数法”，即要在上年基础上有所增加，中央才会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这使得地方有很强动力，去刻意塑造“漂亮的数据”。

　　李炜光认为，中央与地方财力分配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中央与地方职责的划分，并且要写入法律规定。现在中央与地方出现普遍扯皮，就在于未将这种关系法定化。这些都是可以操作的，有些事权应该上收中央，有些事权应该下沉给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