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口称颂决策层冷处理“钱荒风波”之下，日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再度大谈“投资拉动论”——林毅夫警告称，“中国经济目前只能依靠投资拉动，依靠消费的经济政策可能将中国引入灾难”。
　　在从决策层到民间均对投资拉动持否定态度时，林毅夫的上述言辞，必然会大遭诟病，部分舆情甚至将此衍生到“维持旧制，不赞同深化改革”的高度。
　　应该说，作为全球最为知名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林毅夫对学术观点的一贯坚持，值得赞赏，“投资拉动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重要性，是林毅夫在去年6月世行归来后，一直坚持的核心学术观点之一，由其所著的《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一度被业内推崇为跳出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发展的里程碑。
　　还有必要承认，当下舆情对林毅夫的“投资拉动论”，存在普遍的误读。其实，对此林毅夫去年7月就专门作过解释，其所谓的“投资拉动论”，并非专指政府推动的行政主导性投资，而是强调政府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所发挥的因势利导的作用。
　　将林毅夫的“投资拉动论”，置之于发展中国家这一研究对象，其理论假设并没有错，上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90年代后的中国经济，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时，均具有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投资拉动色彩，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确实起到了极其关键的引导和协调作用。 但是，如果对照当下中国经济，林毅夫的“投资拉动论”，却存在很明显的实证滞后性。
　　其一，林毅夫强调当下中国经济只能依靠投资拉动，其意亦为当下中国为发展中国家，这一假设放之当下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是完全成立的。但是，以中国区域之广、区域经济发展之不均衡，事实显然有相对细分的必要，固然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落后，投资拉动的相对必要性依然存在，但是如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水平，当下事实已经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再将其归于发展中国家进行理论假设，显然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
　　其二，投资拉动能否取得理论假设的效果，既与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更与具体的资源分配制度环境有关。对照我国当下的资源分配制度环境，不必讳言，事实存在极为严重的分配不均衡，这不仅直接体现在每一轮投资拉动，其资源分配均过度向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倾斜，而且还间接体现在我国贫富差距的日趋严重，基尼系数持续高居全球前列。而如果这种不公平的资源分配制度环境不改善，我们仍然强调投资拉动的重要性，其结果只会使投资拉动的边际效益更低，资源分配的漏斗效应更为严重。
　　其三，果真如林毅夫所言，依靠消费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将我国引入灾难吗？对此进行辨析，我们首先有必要将“消费拉动”回归正解，所谓的“消费拉动”，亦并非专指依赖政府加大采购力度、财政补贴民众以扩大消费，而是指通过解决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从而达到从根本上释放消费需求的目的——比如，当下政府应加大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保障性投入，此外，还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此为前提条件的“消费拉动”，不仅不会造成林毅夫所谓的“将中国引入灾难”，反而会真正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结构的转型升级。
　　之于当下中国经济而言，我们并不完全否认“投资拉动”的重要性，但其具体实施，必须针对不同区域进行区别考量，以及必须具有更为公平的资源分配制度作为前提条件；我们亦不完全否认政府引导和协调之于“投资拉动”的重要性，但是，如果能通过体制层面的深化改革，全面激发市场的内生投资需求，显然更为重要且更具可持续性。而最为关键的是，切莫以当下我国经济所处发展阶段为由，过度忽视消费拉动的重要性，否则不仅我国经济增长转型升级难以破解，而且更会累积我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当然，与良性的投资拉动同理，消费拉动亦不可简单粗暴地由政府直接推动，而是应通过解决民生之忧和分配失衡，从根本上激发民众的消费需求。（.华.夏.时.报 .杨.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