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周慧兰

　　安倍经济学能否达到预期效果？

　　主持人：为复兴日本经济，2012年末安倍晋三首相上台后，开始在日本推行“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想达到怎样的预期效果？能否成功？

　　贝塚正彰：安倍经济学要想获得成功，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如何使设备投资止跌回升？第二，如何提升工资水平？在物价上涨、消费税提升的背景下，工资如果不涨，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如果没有一个中长期需求不断扩大的光明预期，企业既不会增加工资，也不会投资设备。所以，今后如何创造出新的需求，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此就需要第三支箭——经济结构改革。按我们的说法，实施“增长战略”，创造出需求，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金融政策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认为第三支箭才是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的关键。6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实行“增长战略”。有人说，这一“增长战略”就像圣诞树一样，包含着很多东西。作为政府这一方，的确是把能想到的东西都尽量塞进去。此外，这次的“增长战略”并不是终点，而是出发点。在参议院大选结束之后，我们将会继续追加发布新的“增长战略”。除此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实施“增长战略”时，必须设定详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再具体一点，我们还应设定一个KPI(关键绩效指标)，随时检查“增长战略”的实施进度，激发所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

　　接下来我讲一下财政的整固，其实第二支箭已经包含了财政整固的问题。金融要实施“大胆的货币政策”，财政上则要采取“灵活的财政政策”。所谓“灵活”是指，一方面要在经济有需要的时候进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要在中长期推进财政的整固。6月14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的经济财政基本方针提出，“要在2015年之前，将基本财政收支占GDP的比例比2010年度减半，在2020年之前实现黑字化，然后稳定地减少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设定这样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而更加重要的是要指出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明确的路径。我们今后将把这些路径作为“中期财政计划”进行发布。虽然这些具体路径没有包含在6月14日的基本方针中，但在参议院选举结束后、夏季到来前，我们将会制定、发布“中期财政计划”。

　　须田美矢子：“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同样也是我担心的问题。但是，目前日本身处悬崖之上，没有退路。如果希望获得生机，就只能实行增长战略。所以，第三支箭是最关键的。同时，还必须推进财政整固。这两点非常重要。日本处在危机的状况之中，对此，日本国民必须要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或是袖手旁观。在认识到危机的基础上，个人、企业、政府都要齐心协力地去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日本国民不能齐心协力，最终日本会被做空，主权债务危机高涨导致利率上升，从而陷入日元大幅贬值的危机之中。

　　贝塚正彰：我很赞成须田女士的观点。日本的结构改革到底能否实现，我作为政府一方的回答是，“我们坚信可以实现，并且必须实现”。比如，以前有人指出日本的债务状况很差，对此日本政府表示，“日本的消费税税率比较低，有提高的余地。只要提高消费税，债务问题的解决就有了一个开端”。但是，很多海外的有识之士认为，日本缺乏提高消费税的政治决心。关于消费税的提高，上届政府在任期间，三个主要政党取得了共识，最终也制订了相关的法律，我想这应该可以作为表明政治决心的证明。刚才须田女士指出，日本国民必须要有危机意识。其实国民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大部分国民都已经取得了共识。国民整体也积极参与到日本经济问题的解决当中。比如，很多民间有识之士会参加日本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产业竞争力强化会议，并为增长战略和财政整固献计献策。另外，安倍首相还亲自对经济团体提出请求，请他们配合提高工资。当然，现在提升基础工资的企业还不太多，但是民间企业已经开始增加员工的奖金。政府和国民都已经开始以主人翁的意识参与到日本经济问题的解决当中，并且今后也要继续强力推进。可以说，日本是把这当作上天赐予我们的“最后的机会”，是以这样决绝的心态进行努力的。

　　张季风：“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前两支箭射得较好，确实取得了短期的效果，现在我们非常关心的是第三支箭。前两支箭是短期的经济政策，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而言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第三支箭终于开始接触到结构性问题了，从设备投资来看，这确实与结构性问题相结合。刚才贝塚先生已经提到了眼下的结构性问题其实主要就是增加设备投资问题，安倍提出增加设备投资的具体目标是，从现在的63万亿日元提高到三年后的70万亿日元。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通过投资减税，或者是建立一些投资特区。我觉得现在日本的企业并不缺少投资资金，如果企业打算投资，即使没有减税它还是会投资，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日本国内有没有好的投资项目。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支箭中提到的灵活的财政政策，具体的目标是在2015财年前，使基础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比2010财年减少一半，在2020财年前实现盈余。这一目标能不能实现？令人怀疑。在2007年的时候，在小泉的结构改革的推动下，日本基础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负百分之零点几，如果没有2008年秋季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或许在2011年能够实现盈余目标。但是现在的日本国内外经济环境与当时相比有很大不同，我对这一目标能否实现表示怀疑。

　　另外，日本的职工工资近20年来长期处于负增长或零增长，这将直接影响消费。而个人消费占日本GDP的56%，占比非常大。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也已经提到要提高国民收入，将人均国民收入从现在的380万日元提高到2020年的530万日元。其实，安倍提出的所有目标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到2020年日本的实际GDP要达到年平均2%的增长，名义增长率要达到3%。我对这一增长率能否实现表示怀疑，原因在于：从过去经验来看，2000-2009年日本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是0.8%，而名义增长率更低，因为日本的GDP紧缩指数为负。如果再往前追溯10年，自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到2000年，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只有1.4%左右。而自2010-2012年以来，日本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是1.6%，名义GDP增长率不足1%。所以，到2020年怎么能实现3%的名义增长率呢？如果这一前提不能达标，那么这些目标又如何实现呢？有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情况，日本通过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通胀率达到了2%的目标，但国民收入没有上升，那么日本经济会出现一个更尴尬的局面。目前日本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

　　日本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

　　主持人：日本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不仅在短期内引起日元的快速贬值，也让日本经济再度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但是，量化宽松政策是否能够解决国内需求和经济增长势头疲软，长短期资源配置矛盾日益凸显，经济结构等问题呢？它的效果究竟如何？

　　刘瑞：日本银行新任总裁黑田东彦

　　是“通货再膨胀派”即“通货复胀派”的政策执行者，他与很多日本经济学家一起批判日本央行对货币宽松政策持消极态度，并称之为“日银理论派”。但是事实上日本央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此次量化宽松政策实践中，“通货复胀派”强调“预期”的政策效果。那么，这一宽松的货币政策预期即通货膨胀预期会给日本的通缩困境带来多大的作用呢？实际上我觉得解决通缩困境最主要还是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设备投资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增加无法由预期决定。

　　宽松的货币政策究竟对日本的实体经济能起多大的作用？虽然日本长期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日本企业的贷款额并没有增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企业内部留存资金增加，但它们没有转化为投资的意愿，没有形成最优的资本结构，不能推动企业增长。所以，在此背景下，这一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日本经济能起多大作用，还要看第三支箭的进展情况。

　　深尾光洋：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遇上了好的时机。首先，日本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度下降，而核电站停运后进口燃料的需求却大幅度上升，这形成了日元贬值的市场环境。其次，企业的收益率在金融危机之后虽然有了很大程度的恢复，但是并没有充分体现在股票价格上。所以以本次量化宽松政策为契机，股票价格大幅度回升。现在日经指数已经回调到一万三千点，从企业利润等因素来看，我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可以持续的水平。再次，量化宽松政策带来了日元贬值。在黑田行长就任之前1美元兑换80日元，现在1美元兑换90多接近100日元。我觉得这样的汇率水平也是可以维持的。最后，由于日本财政处于困境之中，上一任野田首相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提出提升5个百分点的消费税税率。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政治代价，最终达成了一致，决定分两个阶段实行消费税税率提升政策。

　　如果要让日本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维持在目前的水平，政府支出与GDP的比例就必须维持现状，并且消费税税率需提高到25%以上。目前日本的消费税税率为5%，提高到25%只能分阶段完成。但是，消费税税率的提升又会使经济增长受到冲击。如果日本政府不能下决心实行分阶段提升消费税税率，或者延迟获得公共年金的年龄等政策，日本财政就不能获得收支平衡，日本财政破产的风险也会不断增加。那么，日本政治家能做到这一点吗？很多在野党指出不增税也能平衡财政收支，但是等他们当选之后，会发现只有增税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然后他们又会通过各种方式出台增税计划，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循环。

　　黑田行长上任后，日本银行进行了大幅的政策变更，包括量化宽松等。根据日银所发布的信息，日本未来两年会把基础货币从130万亿扩大到260万亿。目前日本央行所持有的长期国债是100万亿日元，两年后会是200万亿日元，要增加到相当于GDP的40%的水平。此外，还要在两年之内把日本银行持有的国债的平均剩余期限从现在的三年左右延长到七年。我认为这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则有可能带来将近30万亿日元的损失。日银的损失数额取决于国债购买速度和利率上升速度这两个因素。国债的购买速度越快，利率上升速度越慢，日银的损失也就越大。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日本银行发生巨额的损失，其独立性可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中国所受影响及应对之策

　　主持人：日本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大量的日元流入到中国境内，究竟这些资金是为了获取短期套利还是为了长期投资？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进行监控和应对呢？

　　福本智之：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去年日本对华的资金流入有大幅度增加。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然趋势。因为即便欧美各国对华直接投资下降，但日本对华投资却仍然在增长，包括直接投资或者与直接投资相关的日本金融机构对华的授信都有所增加，这也显示出日中关系更加紧密。对于这种资金的增长，我觉得中方应该持欢迎态度，它并不是以套利为目的而流入中国。

　　管涛：我很赞成福本先生的第一个观点，这些年日本对华资金流入增加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有关。关于中国在设置利率政策的时候是否要考虑跨境资本流动，虽然我国的外汇管制对调节跨境资本流动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资本项目已经越来越开放，管制效果已经受限。

　　所以，央行在设定利率政策的时候会考虑套利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央行可以通过短债指标的制定来控制银行借款，但是无法控制企业之间的借贷。

　　刘瑞：关于流动性溢出对中国的影响。在2005-2007年，当时日元贬值，利率很低，因此日元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套利工具，也为全球流动性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除了日本之外，欧美国家也都大幅降低短期利率，实行宽松政策，中国则面临推高汇率和资产价格的风险，而目前中国处于产能过剩和经济转型的累加效应之中。所以在此背景下，中国目前应加强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不应该急于放开资本项目。我们应该遵循IMF提示的审慎策略，进行审慎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