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信托法》，家族信托是可以做的；只是同业都在观望，之前一直没有人开始做第一单。”招商银行（600036）私人银行部副总经理杨诚信说。

　　同业顾虑的，正是国内现行法律对家族信托未作详细说明。招行在操作时，只能由律师根据此前已发生的司法诉讼裁决案例做解释。

　　“法律没有规定能做还是不能做，像谜底一样。”招行私人银行部常务副总经理王菁很苦恼，很多事项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只能找相同的诉讼案例做司法解释，但有法律空间。

　　“英美法系用的是判例法，过去权威判罚的案例对后面的判罚指导性很强；而内地现行偏向大陆法系，属于成文法系，法律按条款列明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香港艾迪企业咨询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夏雄说。

　　许夏雄在香港长期从事信托及资产规划工作，他认为，内地所属的大陆法系中，过往案例有参考性，但不具决定性作用，后来的判罚不受原先案例限制，因此按照过去的案例做司法解释，具有一定的风险。

　　在香港等家族信托发展较成熟的地区，虽然家族信托不属于法律中的独立信托分类，也没有针对家族信托专门设定的法律条款，但从不可撤销信托、他益信托等相关条款中，都能找到详细法律依据，涉及委托人、受托人的参与度和责任等细节。

　　而内地现行法律体系则不然。首先，在家族信托受益人是否能更改上，就找不到明确依据。多位律师认为，信托契约需要保有适度的弹性，来适应外部情形的更改。

　　上海华诚律师事务所谭芳称，“如需对信托约定事项进行更改，应在信托合同中列明可以变更的具体情形。”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魏也认为，只要条件成立，委托人就有权做调整。

　　另一个内地法律尚未明确的内容，是对股权资产的管理。在国外，家族信托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通过托管家族企业股权，实现传承。

　　“从法律上讲，一旦企业股权成为家族信托资产，那么企业的所有权就归受托人，企业分红自然归信托所有。如果委托人去世，企业由谁管理的问题就出现了。信托设立时，就必须把企业股权的受益权、所有权、管理权划分清楚。”许夏雄说。

　　正是由于内地法律未明晰、管理过于复杂等原因，招行目前尚未把股权资产列入家族信托托管资产范围中。

　　“受国内信托发展现状限制，家族信托受托资产都是金融资产，金融投资、财富保值增值的属性更重。”用益信托首席分析师李旸认为，内地家族信托实现企业传承功能的条件还不成熟。

　　国内家族信托目前尚处于萌芽阶段，不仅法律条款不明确，第三方配套措施也需要完善。

　　“对于民事信托而言，除《信托法》外，目前还没有其他法规和司法解释，一定程度上来讲也是好事。”李魏认为，《信托法》确定了民事信托的法律效力，在设立民事信托时有很大的自主权，可在法律范围内灵活运用，最大程度反映当事人的意愿。但对私人银行等的专业服务能力也是一种考验。

　　2001年颁布的《信托法》已沿用十几年，近期业内对修改《信托法》的呼声渐高。

　　谭芳认为，《信托法》的修订应侧重于民事信托方面，并与《继承法》 、《婚姻法》等民事法中的有关规定衔接；明确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建立由当事人自愿选择、非强制性的信托登记配套制度；在财产登记流转环节，增设信托事由，对信托财产流转税费进行免减；允许设立专门的民事信托公司，以私人财产的保护和传承为主要功能。

　　“此外，法律应当明确家族信托中具体条款的法律效应，明确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王菁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