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哥伦比亚大学更符合自己性格
　　

　　1978年年底到1979年年初，我已经是一个十一年级的美国高中生。这意味着，我将迈出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申请大学。SAT成绩出来了，虽然数学考了满分800分，但是英文我考得非常不理想，只有550分，这离哈佛的平均录取分数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我并没有死心，在那段时间里，我全心全意地准备自己的申请材料。因为在美国，入学申请中包括SAT成绩和社会履历等综合考量因素。相对台湾的单纯看重分数，这种评判标准还是要有弹性得多。因此，我依然存有一线希望，我非常真诚地写了一篇我认为很好的作文，谈到未来中美关系的展望，和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我希望为此努力的梦想。另外，我在其他申请栏目里说明了SAT分数不够高的原因，我告诉老师，我是一名外国学生，因此外语成绩多少会打一些折扣，希望学校能够看在我杰出的社会活动方面，给予我肯定。哈佛是我最大的梦想，我盼望着奇迹发生。
　　与此同时，我也在积极地准备其他大学的申请表格。整整一个月，我准备了12份申请表格，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战斗中。而橡树岭高中的老师们，那个时候肯定“烦死我了”，“哪有人申请那么多学校，准备那么多推荐信的?”那个时代没有电脑，每打印一封信，都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通过打字机打出来，一有错字，就要撕掉重打，需要花费不少工夫。
　　虽然心存侥幸，但1979年4月的一天，我还是收到了哈佛的拒绝信。对于还没有什么挫败经验的我来说，这虽然算不上致命一击，但是也足以让我心灰意冷。随后，我收到了斯坦福、耶鲁和普林斯顿的“waiting list”。所谓waiting list，叫做“候补人名单”，最终，这三家候补的大学也没有向我敞开怀抱。
　　不过，在收到这些拒绝信的同时，哥伦比亚大学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又过了几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给了我offer。 我后来的经历证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活泼、新锐、自由的学风使我一生受益，而正是哥伦比亚大学比较自由的转系制度，让我迅速找到了自己一生的钟爱——计算机。(新东方问吧)

郭去疾：从“电脑娃娃”到“计算机神童”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在首次南行的时候，一路上没有对深圳特区做任何“裁决”，只是在中航技进出口公司工贸中心与电脑下棋时叮嘱了一句：“学电脑要从中学生，从娃娃抓起。”
　　郭去疾表示，自己就是首批被“抓”到的电脑娃娃。小学4年级第一次在学校机房接触计算机，郭就深深入迷。小学期间多次参加中学的计算机编程比赛，得过各种大小二三等奖。
　　后来郭去疾终于“修成正果”，以“省计算机编程大赛一等奖”的身份被保送到颇具传奇色彩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1978年，中科大创办的少年班开了我国超常儿童高等教育之先河。由于七八十年代曾经出过几个“神童”，其中包括如今已任微软全球副总裁的张亚勤，科大少年班也因此被人们叫做“神童集中营”。
　　据悉，由于少年班学生年龄普遍偏小，曾引发过一些心理以及生活能力方面的问题。后来发展了一批正常高考录取的学生，郭去疾恰好又赶上了这一波。
　　准确来说，郭去疾当时被保送到的不是“少年班”，而是“零零班”。据悉，这是由几十个“尖子”新生组成的班级，与“少年班”共同接受强化培养。
　　实际上，郭去疾不仅是一个“计算机神童”，还是一个“学习狂人”。记者在网上搜索“郭去疾”发现：当年成都市石室中学有个叫郭去疾的学生，从读小学至高中毕业先后参加了多个学科的竞赛三十余次，几乎次次获奖，被评为“蓉城十佳未来建设者之星”。
　　电视台对他作过专访，当被问及是如何能取得这样优异的成绩时，这位“获奖专业户”还曾与伙伴们分享过制订复习计划的重要性。
　　也可能是在学习上游刃有余，这位对计算机痴迷的少年在大学没有选择计算机专业，而是学习了电子工程。在郭去疾看来，电子工程专业更有挑战性，“计算机这块已经钻的差不多了”。

　　张朝阳：在自学成材的故事激励下考上清华
　　

　　“我出生在‘文革’时代，那个时代带给社会很多创伤，但我们这些小孩子因为没人管，就有了一个自由、快乐的童年。我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才开始刻苦念书，正因为有了小学无忧无虑的玩和充分的智力开发，我到了中学才能坚持长期的艰苦学习，直到大学，都没有产生厌学情绪。”张朝阳说，他从小生活在西安东郊田王一个工厂的家属院，父母都是医生，他家在工厂边上，生活环境很随意。父母对他很宽松，给了他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这对他有很大影响。
　　1976年张朝阳上中学时，正好恢复高考，他开始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埋头学习。他属于同龄人里较早有念书意识的一批人，很小就懂得，要出人头地，学习特重要。他对任何事物的感知都很强烈，爱走极端。他常看《中国青年报》，上面很多自学成材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他。他成绩一直非常好，经过5年苦读，从西安的一所厂矿子弟中学转到了西安中学，1981年顺利地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提起往事，张朝阳对高考那段岁月依然难忘。“我高考的时候没住校，每天早上七八点的时候，和一大帮同学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去自习室温习功课。”张朝阳回忆，“那时候父母给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只是自己喜欢学习，特别是喜欢学物理。我觉得学习是件快乐的事情。”
　　清华岁月是他密集攫取知识的时代，也是他心理成长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当时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很偏激的观念，说念书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念书好的学生就是最好的学生，才可以去拿诺贝尔奖，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清华的5年就是这样的非常艰苦的、压力非常大的5年，他学会了如何在极端压力下去生存。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他练习冬泳，并得到了一种自我肯定。1986年，他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深造。

　　王石：因为父亲关系上了工农兵大学
　　

　　王石，原籍安徽，1951年出生于广西柳州。在新疆做了5年汽车兵，转业后在兰州做了1年的工人。由于其父在柳州铁路局当领导，王石得以进入兰州铁道学院当了工农兵大学生，读给排水专业。毕业后进入广东省经贸委做经济情报研究工作。1984年左右他下海创业，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1988年更名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冯仑：中央党校最年轻的研究生
　　

　　西北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最初只有商学学科，就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西北大学恢复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系，1985年正式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这与冯仑求学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不得不说这正是奠定冯仑成功的基础。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魏杰和张维迎也与冯仑在同一院系学习。
　　在中央党校，冯仑不仅潜心攻读马列原著，而且还弄懂了德文版、英文版，更重要的是，冯仑常常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冯仑学经济学、学法学，先后进入社科院、国家体改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冯仑与马鸿模几次交往之后就非常熟了。在冯仑的身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折射出“教父”马鸿模的影子。比如他虽然是法学博士，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但是言谈间常有世俗的语言，完全没有人们常说的高等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清高。然而，他的表述却非常富有逻辑性，或者说，他身上既有着江湖的气息，又有着知识分子的理性气息，两者成功地混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冯仑。
　　20岁时，冯仑就已经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据冯仑自述，他在学校中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是个好学生、好党员。1984年，作为中共中央党校最年轻的研究生，冯仑被学校调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办公室下属的专题研讨小组，从事“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导体制改革”的研究，1988年又被借调到中宣部。1988年年底，他被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任命为比较制度研究室副主任，同时被派往海南省筹建改革发展研究所，并担任常务副所长。
　　恢复高考之后，冯仑参加了第二届高考，成功考上了西北大学，之后又顺利考上了中央党校。冯仑是当时最年轻的研究生，他的语言风格、思维方式、决策习惯，自觉不自觉地就会露出那个时代的痕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