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下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博士做客清华五道口金融家大讲堂做主题演讲，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释放出的人口红利、制度变革红利、全球化红利，都将并行或先后面临见顶回落的趋势，应该探索中国经济新平衡的路径。
彭文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趋势性放缓的阶段，无法再保持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态势。造成这一现象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劳动力供给开始趋势性紧张，二是对外开放程度明显下降，三是房地产泡沫挤压实体经济。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小觑，据彭文生推测，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滑落至5%左右。
彭文生认为，未来中国改革的方向是要注重公平与效率，改变税收结构，降低流转税，提高财产税；调节供给与需求，扩大消费；对内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管理信用货币周期，控制房地产泡沫。
彭文生指出，从目前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快速扩张，房价大幅上升，泡沫已经非常严重，这导致贫富分化更加严重。房产税作为财产税的一种，是税收变革的主要方向，房产税的推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城镇化必须控制好房价 房产税推出势在必行
当前中国房地产泡沫聚集，持续上涨趋势不可能，“个人感觉对房地产未来比较悲观，”新型的城镇化投资必须要控制好房价。
彭文生提出，以城镇新移民目前的收入，即便考虑未来收入增加，也无力支撑目前的城镇房价。目前农民工在务工地购房比例低，即使转为市民后，收入水平仍处于相对低位，对购房需求相对有限。
而谈到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问题时，彭文生指出以消费税为主要基础的中国的税制不利于低收入群体，穷人的税负高于富人，消费税应向财产税转移，而作为财产税的重要税种，彭文生认为“房产税的引进和推广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迟早会推出。”
除了高房价的考虑外，当前财税政策的改革也需要适时推出房产税政策。彭文生提出：“中国流转税占整体税收的比重60%，是全球最高的。流转税是消费者在买一个东西要交的税，而穷人的消费占收入的比例要高于富人。因此目前的财税体制让低收入群体的税负比富人、比高收入群体还要高，这就加大了收入差距，同时它不利于消费。”
中国经济难言见底 近期降息是小概率事件
前十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势头，今年以来，这辆曾狂奔的经济马车开始慢下步伐，一季度GDP增速放缓至7.7%，同时，监管层频频释放出对经济下滑容忍度增加的信号，这在彭文生看来，不足畏惧，他指出，现在监管层需要担心的是，怎么能控制经济增速不过分下滑，不掉到7.5%以下，一旦中国经济快速下滑，失业率增加，社会就会出现问题。
他指出，“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趋势性放缓的阶段，也就是说像重复过去30年那么快的增长是非常困难的。”
这就对当前的中国经济提出了要求，“现在需要做的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一方面，政府需要大规模的政策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考虑怎样避免经济增长势头下降过快。当前经济水平并不存在问题，但需要警惕的是，如何遏制经济增速下行趋势。” 他指出，很难讲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见底，未来两三个季度GDP会在7.5%-7.7%之间。
而近期，市场上对降息的呼声越来越高，PPT持续处于负值显示，许多中小企业苦不堪言，彭文生指出，中国经济受房地产市场价格过高等因素的制约，近期货币政策不会明显放松，“降息是小概率事件”，他提到，毕竟中国经济动用货币手段需要看未来经济增速和房地产市场情况，目前房地产增长势头迅猛，降息很难运用。
人民币近期暴跌可能性不大 但对企业影响最坏的时刻还未到来
过去两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涨超14%，这在彭文生看来是“过快”的，首当其冲，主营出口的中国企业，在经济效益方面惨遭吞噬，日子过得可谓辛苦。但“出口企业最坏的时候还没来临，”他指出，虽然当前人民币累计升值压力对经济的利空已经显现出来，但这种利空的滞后性因素还将毒害中国企业。
谈到人民币下跌风险，彭文生提到，短期来人民币不会快速下跌，原因是，当前，国外货币政策的宽松环境，而国内，经济泡沫、利率化问题仍存在，短期来看，资金流入国内的现象仍会发生，那么，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仍会存在，而这正式最危险的地方，一旦国内外资金流动性发生变化，人民币贬值压力就会增大。
老龄人口比例上升 中国人口红利将在2015年见顶
过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依赖于充足的劳动力，而这种人口红利效应在近年减退，官方数据显示，劳动力总量缩减并且劳动力平均年龄增加。
彭文生预计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15年见顶，因为据自2010年以来中国总和生育率已大大低于国际标准，在2012年劳动力总量首度降低，婴儿出生率降低导致老龄人口比重上升。
而人口总量及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冲击，彭文生解释说“一个社会的发展效率的提高、创新靠的是年轻人。劳动力减少导致工资上升明显加快，进而抬高制造业的成本，企业投资活动减弱。此外导致资产泡沫“日本和美国的房价泡沫破裂，其实都是在人口结构没有到顶点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这两个国家股市的顶点恰好是在35岁到5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顶点的时候出现的。人口结构都是跟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