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上述说法正确与否，影子银行在过去几年的病毒式扩张在补充传统银行的一些借贷功能、发挥金融创新功能的同时，也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不确定性，甚至引发如美国次贷危机那样的系统性风险。

　　不过，相比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影子银行，中国的影子银行仍然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有人用很浅显的词汇来形容中国的影子银行，即“简单粗暴”，也就是说其实中国的影子银行并没有美国等成熟发达国家那样疯狂的杠杆或者证券化水平，其实就是简单的准信贷功能。

　　但就是这样的准信贷功能也给中国的金融政策和金融监管带来了很大的问题，首先是扩大了金融系统风险；其次是干扰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执行。

　　扩大金融系统风险

　　中国的影子银行，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银行体系的补充。从银行角度而言，一个重要特征在于银行信贷业务出表。在出表的过程中，银行原本应该是对于风险进行监测和管理的主体，现在则变成了不再负担此责任的中间人。从金融中介理论来说，银行本来拥有风险管理的规模经济、集约化、信息优势等等特征，但放弃了这一主体地位之后，对于整个金融体系来说，很可能存在负的净福利效应。

　　与出表导致风控减弱相比，影子银行更大的风险在于高杠杆和期限错配。世界银行和IMF以及多家金融机构都已经指出中国私有部门在过去几年当中经历了快速的加杠杆过程，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就是包括民间信贷、小额信贷、信托等在内的影子银行体系。正常年份，高杠杆率能够起到乘数作用撬动经济快速发展，一旦到达明斯基时刻，它就会演变成为危机的加速器；期限错配是更加明显的风险，影子银行的打包、捆绑对于风险的识别和监管是一种障碍，而借短投长也会显著地积累流动性风险。

　　至于对货币政策的干扰作用，其实最近发生的“钱荒”已经生动地做了一个证明。

　　自上周以来，中国的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一路飙升，甚至创出了骇人听闻的30%的隔夜利率水平，一时间“钱荒”席卷中国资本市场，但中国真的是在闹“钱荒”么，央行为何坐视不管，直至6月24日的“股灾”爆发？央行的理由是市场上不缺流动性，问题的根源在于资金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5月份，M2（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同比增速依旧高达15.8%，新增信贷量仍然高企，人民币存款余额也已经逼近百万亿元大关，1~5月社会融资规模达到9.1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3.12万亿元；但值得注意的是，1~5月份的社会融资总规模远高于同期银行渠道的借贷规模；而且从年初的信贷规模高企，但实体经济增速低于预期来看，某种程度上确实证明了“流动性在金融体系空转”，而参与空转的很大一部分机构都处于“影子”当中。

　　干扰货币政策有效执行

　　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干扰主要源于其“影子”特性，使得监管机构无法很好地将其纳入整个货币金融体系，从而制定更加精当的货币政策。

　　我们单从货币供给量的角度来衡量，由于影子部分的存在，货币政策中介指标无法正确反映全部的信用规模，所以在总量控制上一定会有所偏离；另一方面游离在监管体制之外的部分影子银行可能会像商业银行一样具有货币创造的功能，并参与货币乘数的放大过程，不仅使央行所能调控的对象和掌握的信息资源日趋受限，也已成为干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削弱央行宏观调控能力的一个因素，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宏观调控的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