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坚持市场化，强调竞争性

　　有人认为，在朱总理执政时期，在某些方面，行政手段使用过多，因此这一时期的政策不能视作十分市场化的。通过研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行政手段既为特殊历史条件下强力推动改革所必需，而且它直接服务于市场化改革的大目标。实际上，即使在行政手段的直接运用中，朱总理也十分重视尊重经济规律与市场的原则。据笔者所知，朱总理还有更为激进的市场化计划，这些计划令人遗憾地最终未能实现。朱总理绝不是计划经济的保护者。不仅如此，一些政策实践还浸透着对于市场经济的不同凡响的理解。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力度之大，以这一时期尤甚。加入世贸组织，外经贸部的撤销令人钦佩。打破国企职工铁饭碗的意义极为巨大，这是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重大步骤。可惜的是，这一进程后来未能得以继续；下一届政府未能乘胜追击，再打破事业单位与公务员的铁饭碗，致使不同身份劳动者的待遇严重失衡。如今，端着铁饭碗的公职人员结成利益集团，操纵国家政策，为祸甚巨，有目共睹，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只是未能将朱总理的政策执行到底的后果而已。

　　退耕还林政策既吹响了环境保护的号角，又宣示了一种理念，即一切经济工作都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农业与粮食也不能例外。今天看来，这项政策完全配得上“伟大”二字。退耕还林固然不可能无止境地坚持下去，但按照这一政策背后的思想可以得出下述结论：粮食生产与布局要合乎比较优势原理，不能人为划定和固守粮食的自给率指标，因而不必划定耕地红线，土地使用要符合经济效益原则，由市场自主决定等。

　　朱总理在电信行业所推行的多元竞争，是国家主动向垄断力量发起的冲击。如今看来，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虽然这样的政策也未能得以继续，但消费者得到的实惠仍然是显著的。这项政策体现了政府主动地、自觉地贯彻公平竞争原则的重要性。政府与市场不是对立的，要害往往并不在于行为者是政府还是私人，而在于政府活动本身所遵循的准则与方式。这种思想与德国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今天，我们一谈到改革，常常只是强调简政放权，后者固然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但不是全部。针对我国国情，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尤其要重视公平竞争问题，要围绕公平竞争来构造法律、定位机构职能、管理市场和制定政策，政府要把该管的管好。在这一方面，显然可以从朱总理的现实的、灵活的经济思想中汲取营养。

　　五、积极搞好国有企业

　　作为上述思想的自然延伸，朱总理主张积极地搞好国有企业，这在市场化改革者中独树一帜。朱总理凭借其经验和良好的判断力，为国有企业改革指出了一个方向，即尽可能地把国有企业从政府机构序列中独立出来，而作为一种“特设的公共机构”而存在。这是一个空前的、绝世无双的伟大创举，它具有极为微妙、深刻而重大的含义。这些年国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这项创新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当人们抱怨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大肆敛财的时候，不知道经济学家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所担忧的“国企缺乏赢利动机”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当然，现在只是在迈向成功的半路上，还需要后继者继续发挥创新的精神和勇气，沿着这个方向开拓前进。

　　以上五个方面，构成了“朱镕基模式”的主要内容。这项智力成就也应当归功于包括当时的政府领导集体在内的众多人士的共同努力，但是，以朱总理的名字来命名它，无疑是最为恰当的。这一模式与其他现存的经济政策思想（尤其是德国思想）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其独特的方面。笔者的归纳可能未必准确全面，然而，这一模式的独特性、逻辑一贯性及其实践成果都是十分明显的。这一模式的若干方面在过去十年中得到了坚持，而另一些则被令人遗憾地放弃了。大体而言，过去十年我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与执行这一政策模式所打下的基础有关，而所发生的种种严重问题，主要则是因为修改或放弃了其中的部分政策，或者未能沿着其指出的方向继续前进。

　　以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为例。在朱总理卸任之后，我国货币与财政政策逐渐重返凯恩斯主义。数年之后，股市、房市即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泡沫。泡沫经济掠夺财产，搅乱经济，毒害人心，祸患无穷。财政开支的失控以及财政领域的乱象也是有目共睹的，这不能完全怪罪政府有关部门。在一个盛行凯恩斯主义的世界上，假如缺乏一定的理论总结和理论指导，就难免会随波逐流。反过来，如果认识到我们所曾经实行的是一套有先例的、连贯的、合理的和与众不同的体系，我们就可以恢复自信，自觉地拾起我们曾经拥有的宝贵财富。

　　吃一堑，长一智；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应当看到，我国经济拥有巨大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必要采用那些英美式的小手段来刺激经济，自乱阵脚。只要稳住货币和财政，防止发生泡沫，同时大力致力于市场开放和法治建设，全面恢复和坚持以上的政策模式，我国经济实力将会持久地增长下去，社会也必将更和谐地发展，“中国奇迹”一定还会再延续几十年。我国经济不仅可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而且还有可能比它们搞得更好。但愿我们大家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尤其是，但愿新一轮改革的筹划者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最后，本文还要稍微论述一下政策制定与体制改革的关系。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凡事都要归结到“制度不健全”或者“利益集团操纵”方面去，这几乎成了为坏政策进行辩护的借口和挡箭牌。大量紧迫而重大的经济事务，原本都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来予以迅速而直接的解决（或缓解）的，而一些人却不调整政策，坐在那里空谈改革。体制改革固然重要，但不能靠它解决一切问题。不要以为，有了好的体制，思想与政策问题就不存在了。政策问题是有独立性的，应当优先把政策搞好，使之与体制改革形成良性的配合与互动关系。鉴于我国经济高度地依赖于政府的活动，我国必须有常设的强大的专家班子来治理经济，而不能任由一般行政官员和政工干部随意地制定政策。这是我们可以从朱总理那里获得的又一些启示和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