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和大数据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名词，有人乐观地预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进步有可能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并拓开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但科技进步是把双刃剑，大数据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本已存在的隐私权保护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爱德华·斯诺登曾为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工作，严格来说应该算是美国政府的一名临时工。似乎政府部门的临时工都习惯惹事儿，据他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有一个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负责跟踪数百万美国人的电话和网络记录。美国政府的做法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保护国家安全，而且得到了立法部门授权。
获取海量数据之后，利用信息分析技术找出具有相关关系的因素，为行动提供指导，这是典型的大数据模式。网络时代，人类的很多行为都会留下痕迹，技术手段为搜集整理数据创造了条件，能够接触到数据和懂得分析数据的人就掌握了先进生产力，但获得数据的过程中却隐藏着魔鬼。
主动搜集数据的主体大致有三类：一类是美国政府安全部门之类的机构，为对付恐怖分子得使用先进情报工具，但其中是否过度使用存在很大争议，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很多年前就曾经担忧，公共政策本身可能成为科技精英的俘虏。
一类是基于商业目的的数据搜集和使用。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案例是，沃尔玛发现婴儿纸尿裤与啤酒两个毫无关系的商品销量同步上涨，通过对购买行为的进一步挖掘分析，发现购买这两样东西的往往是青年男性，在为孩子采购纸尿裤的同时顺便买啤酒犒劳自己。基于此，沃尔玛在货架上将两种商品靠近摆放，在短时间内迅速拉动了销量。
还有一类数据搜集者是网络狂人“极客”们，他们信仰自由，对于人为的限制极其不屑并热衷于挑战权威。斯诺登、曼宁和斯瓦茨都属于这一类人，处于屌丝期的盖茨、乔布斯等大致也可归入这一类。这些人在寻找智力快感的同时，有时候会给其他人的信息安全带来危害。
大数据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要求数据具备可获得性，获取数据的过程必然会遇到数据的所有权和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受到大数据光明前景的鼓舞，关心隐私权保护的人明显少于呼吁提高数据可获得性的人，那些抱着保护公共安全、推动科技进步等神圣目的的人更是如此，这种局面应该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