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5万亿美元。如何“打理”好这笔巨额资产，全球为之瞩目。

　　2007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将组建一个外汇投资机构，依法经营外汇，有偿使用，接受监管，保值增值。同年9月底，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资本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楼继伟，出任中投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时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的高西庆，出任中投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如今，近6年时间过去。中投公司总资产已增长至5000亿美元，其中海外投资约2000亿美元。在国内没有先行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凭借一系列制度构建，中投公司搭建了一个相对成熟完善的主权财富基金治理框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投资风格及理念，公司境外投资平台、人才和经验日趋成熟，受到投资接受国和国际机构的认可，而且也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收益。

　　2013年全国“两会”后，随着董事长楼继伟调任财政部部长，中投公司下一步的发展与定位再度成为关注焦点。

　　5月的最后一天，在位于北京的中投公司总部，中投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高西庆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他身着简单的白衬衫，佩戴中投员工卡，轻松随意的谈吐，给记者留下平易、亲切又充满活力的印象。

　　在高西庆看来，“中投的职责是实现国家外汇资金的保值增值，说白了，就是要赚钱。否则就是失职。”他并不讳言，中投在现实的国际资本市场上遭遇的磨砺，坦承中投在机制上面临的制约，认为国家外汇投资机制的顶层设计可在现有经验和机制上做更好的整合。

　　在他的书架前，他特意提醒记者去看保尔·柯察金的铜像，这是他辗转获得的珍贵收藏。从这个细节，似乎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一个自称带有“理想主义”情怀的金融实干家。

　　中投六年间

　　《财经国家周刊》：作为主要参与创建者之一，中投公司成立之初的设想和定位是怎样的？

　　高西庆：中投公司的成立基于内外环境两个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努力，中国终于在外汇上积累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财富。

　　我大学上的是经贸专业，对外汇积累很敏感，早些年绝对想不到中国的外汇能积累到这个程度。上学时，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要珍惜外汇中的每一分钱，这都是农村老太太一个鸡蛋一个鸡蛋攒出来的，当时感觉外汇是很宝贵的东西。

　　但忽然有一天，我们发现外汇多得没法用了，全世界都说中国人攒的外汇太多了。2006年、2007年前后，我们有1万亿美元左右储备，国际社会给中国很大的压力，说中国有汇率操纵嫌疑，造成国际贸易市场不平衡。如果拿出一部分外汇，到国际市场做投资，使外汇储备减少，也可以减少国际社会的压力。

　　正是在一方面需要让这样一大笔钱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又需要平息外界这些质疑的特别背景下，中央决定成立一个机构，拿一笔外汇出来，到国际上去做投资，这是非常正确的事情。因为中国这个市场是有限的，外汇的保值增值，不光跟中国有联系，它的价值还取决于全世界各币种之间的平衡。如果我们只买自己的东西，一旦市场出了问题会有很大的麻烦。

　　但问题在于，主权财富基金我们从来没做过。世界第一个主权财富基金跟我的年龄一样大，现存的主权财富基金大多运行了几十年。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理念、架构、环境以及机制对我们而言都相对陌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去投资的都是专业性的公司，主要从产业融合的角度去做，从纯投资角度的基本没有。

　　中投成立之后，最重要的是吃透国家给我们的任务，即必须要赚钱回来，这是职责所在。当时楼继伟和我一起商量了许久，我们的基本投资理念与战略逐渐成型。

　　中投要做一个财务投资者，做以盈利为目的的长期投资者，没有所谓的战略性目标。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纯粹的资产管理的市场，根据人家的规则、方式和理念赚钱。

　　但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看，你拿这么多钱出来，肯定是想要赚钱的，但市场可能就这么大，你赚走了别人就没了，有点零和博弈的味道。这关系到外界对我们的态度，无疑是很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从盈利的角度看，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道理上说，中国人这么多年攒了这么多外汇储备，这种增长速度是不可能持续的。我们必须想好下一步，考虑到如果有一天没有这么多外汇储备国家应该怎么办。

　　中投成立之初确定以五年为周期看成绩，但后来发现远远不够。国际上绝大多数主权财富基金都以更长的时期来衡量。所以2011年董事会决定将投资周期延长至10年，以10年期作为评价标准。除此之外，在投资领域还有很多相对客观的阶段性标准，最典型的如年报，此外我们每天、每周、每季也有估值报表。但如果看到价值不上涨就调整投资策略，这种过于急功近利的做法是会犯错的，对这点高管层意见非常一致。

　　中投是长期财务投资者，这个理念我们是坚持的。我们跟很多长期投资者交流，比如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巴菲特。巴菲特是很典型的长期投资者，他是相当战略性的，在理念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讲的道理都特别浅显，人人都知道，但为什么只有你能赚钱。他说，确实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大多数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如我。在巴菲特近50年的投资史中，有三次所管理的资产市值掉了一半以上，别人早就抛掉了，但他坚持并最终赚了钱。这个道理对我们来说也应该适用。

　　但是我们却不能完全实现巴菲特的投资理念，这跟我们的机制有关。虽说我们只有国家一个股东，但是有无数人可以评价我们，给我们带来很大压力。中投公司自愿遵守主权财富《圣地亚哥原则》，每年对外披露年报和年度投资收益，增加透明度并提升了公司形象。但这也导致外界过度关注公司短期收益，给公司境外投资造成了较大压力。中投公司作为长期机构投资者，优势在于长期化的投资定位，在市场受到挤压、出现价格错位时进行逆向投资，从而获取长期投资收益。如果以短期绝对收益作为投资导向，将导致顺周期的投资倾向。

　　从中投公司成立以来每一单投资看，无疑有一些做得不好的投资，但可以肯定的是，做得好的一定多于做得不好的。在公司内部，我们倡导勇于面对错误的企业文化，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但在外部是很矛盾的事情，很多赚了钱的项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不能大张旗鼓地去说的。

　　虽然我们有一些投资失利的案例，比如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的投资，但实际上，我们整体的投资是超过了董事会设定的基准，而且在与这两个公司打交道中，我们赢得了很多东西。

　　另外，从国际上看，评价一家机构投资者也主要看其整体投资收益能否达到了业绩基准或目标，一般在较长时段进行衡量，而非仅限于短期业绩或者单个项目情况。事实上，不少主权财富基金的业绩考核周期都在10年以上，一些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甚至长达20至30年。因此，我们也希望大家以更加长远的眼光看待整体的投资收益。

　　中投公司成立时有三个任务：外汇资产保值增值、帮助国内企业走出去和探索国有金融机构管理方式，前两个任务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外部对我们的态度。

　　中投公司这几年来境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不做战略性投资者。第二个原则是去哪个国家投资就按哪个国家的规则办事，做遵纪守法的投资者，并遵守国际市场通用规则。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外面被接受的程度是比较高的。中投公司90%的前台工作人员和40%至50%的中后台工作人员都是经国际市场培训出来的，都在用国际市场熟悉的语言和规则办事。

　　第三个原则是做负责任的投资者，要对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事情有敏感度。中投成立不久就宣布，什么都可以投，但是三个产品不投，分别是烟草工业、赌博业以及生产大规模杀伤武器的企业，因为从道德和文化理念上国际不认同。这是我们的一般性原则，也得到了外界好评。

　　《财经国家周刊》：回顾近6年走过的历程，如今的中投公司是否符合当初的愿景？

　　高西庆：中投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产品，在大局上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投能做的事，都是取决于外界因素，取决于顶层设计。当年成立时，我们谈了很多愿景和希望，现在的结果与5、6年前的愿景有多少变化，这个变化好与不好，要结合各方面因素去看。

　　可以明确的是，中投公司走到今天，经过近六年的努力，已经建立起一个“存在”，这个存在大家相对都能够接受，这在国际市场上是很宝贵的财富。

　　比如《圣地亚哥原则》的建立。当时的出发点是主权财富基金和接受投资国政府共同搞一个规则来制约主权财富基金，这明显针对我们。按照以前的做法，我们可以不理会，但他们就会搞出一堆规定来，在道德高地上谴责你。所以我们就积极参与，联合各家主权财富基金，并且提出不仅要约束投资方，也要约束投资接受方。最后建立的《圣地亚哥原则》不仅要求主权财富基金公开透明，而且要求投资接受国政府规则公平，不能因某种原因歧视某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我们从成立后的第一个完整年度就公布年报，对此投资接受方几乎是吃惊的。

　　从国际市场看，公开透明原则是应该提倡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公开透明，但前提是相互的，我们要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在这方面，我们的收获不一定体现在金钱上，而是在软实力等方面取得了很多经验。

　　可以说，从目前看，与当年成立的愿景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超越了。我们没想到一出世就受到这么大的关注，而且很多是敌意的关注，也没想到会面对这么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期间，所有人都说，你们来吧，所有的规则都可以不要了，但过了两年危机一缓解就又转回去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教训。我是学法律的，对历史上的波动相对熟悉，但从来没有这么直接的体会，尤其是所谓站在道德高地上的国家都可以这么做，这对我来说是很开眼的事情，由此获得的经验对于我们日后的互动也有很大好处。另一方面，我们也实现了经济上的收益。2008年至2011年中投公司境外投资收益率分别是-2.1%、11.7%、11.7%和-4.3%。我们一般是在每年的7月发布经审计后的年报，详细披露上一年度有关投资和收益情况。目前来看，2012年公司境外投资收益率大约11%，自成立到2012年末，公司境外投资年化收益率超过5%。这一收益率水平在主权财富基金中处于中间偏上，也达到了董事会设定的收益率基准，较好实现所管理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

　　就中投来说，我们至少达到一个目标，即多元化投资比起单纯投国债效果要好。这几年人民币一直在升值，而当时1.55万亿特别国债给我们的时候，就已经因为升值因素亏了几百亿，还有特别国债的利息，平均利息率4.8%。楼继伟曾说过每天一醒来就要先赚3亿人民币，这是事实，我们每年要给财政部670亿至680亿人民币还本付息，目前赚的钱早就够了。

　　总之，5年平均算下来，投资收益比原来设想的超越了一点，但也没有超越很多。从机制上来说，我们确实有一些制约要克服，我们自身也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努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充分认识到能力有限，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所能决定。

　　机制和选择的路口

　　《财经国家周刊》：您提到了顶层设计，也谈到一些机制上的制约。目前来看，中投公司长期资金来源还没能解决。此外，中投公司的出资人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在海外进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中投公司形成竞争。这些问题是否就是您所谓的机制上的制约？

　　高西庆：应该明确的是，不管谁在投资运作，钱都是国家的钱，每笔钱都是人民的。我感觉，整个外汇投资机制在顶层设计方面还有待完善，这与中国的改革路径是一致的，很多事情是一步步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至少在今天来看，可以在已经取得的经验、已经形成的机制上做更好的整合。

　　目前，新加坡有两家主权财富基金，瑞典、荷兰、挪威等国家都有多个，都在有意形成机制促进竞争，这是有好处的。主权财富基金是一家还是多家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事实上形成的几家之间是什么关系。应该有一个整体考虑，比如说你去做什么，他去做什么，用不着同时竞争同样的东西。因为主权财富基金的最大优势就是钱量极大，所进入的市场是不同的市场，这是绝大多数投资者没有办法相比的。但凭借规模得到的红利，如果增加一家竞争者，红利就减少不止一半，经常是以几何基数递减。

　　另一方面的制约来源于机制本身。中投成立以来，我们在机制上尽可能市场化。我们所对应的是境外市场，对应着做类似业务的机构和人所拥有的机制。我们的人事部门费了很大劲去全世界了解各种机构，想知道我们做得到底怎样。可以说，我们和外部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留住人的可能性比类似机构要小很多，这是非常直接的威胁。很多人在国内不能适应而离开，如果是因为收入走，我会很痛心。我们这代人理想主义成分多一些，但新上来的一代却未必这样，这样下去自然而然把很多人排除在外。

　　目前中投公司的境外投资是满仓运作。但满仓是相对的概念，我们的仓位可以随时调整。中投公司境外2000亿美元的资产，大概一半在公开市场的股票和债券，一半在相对比较长期的投资，比如直投、私募、房地产、基础设施等。公开市场这块流动性很好，很多投资需要的话就可以回来。其实我们的火药很多，但不能放在现金里，因为那样没有收益，再加上通货膨胀就是负的了。

　　中投可以运作更多的资金，但不是无限的。现有的架构下，中投境外投资业务员工总共不到500人，目前运作这些钱得心应手，比这个再多一些也没有问题，但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个最佳经济规模。从国际经验看，投资量太小是没有什么收益，在一定范围内是钱越多收益越好，但到了一个节点，收益则会出现递减。每增加一个单位的钱，做事会更加困难，因为没有那么多大的项目可以做，而且做得越大，盯着你的人越多，大家都把你当对手。但显然，中投的资本金还没到最佳点，应该只多不少。

　　当然，是不是给我们更多的资金，是国家层面考虑的问题。是交给我们还是交给别人做是另外一回事，但国家有需求尽可能快地把资产放在能保值增值的地方。

　　《财经国家周刊》：从1988年放弃海外高薪的职位回国参与中国证券市场创建，这25年中，你从证券市场监管转向投资领域任职社保基金，再到管理千亿美元级的主权财富基金，你如何评价自己人生的几次重要选择？

　　高西庆：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是后知后觉者，不如很多人聪明。这可能跟我们这个年代有关，由于教育等各方面约束，没有今天的人知道那么多信息，有那么多选择，纠结于那么多的可能性中。所以，我很庆幸一路走来的机遇。

　　在我们那个年代，选择不多，世界观形成很单一，我们只有好和坏两种选择，这是很自然很简单的事情。不修铁路就分到农村，这个选择很简单。到了工厂后，忽然有了上学的机会，全厂共6000人，1600人有资格报名，人人都报名，我也报，这对我来说不存在是否要去的考虑。当年给我们厂只有3个名额，分别是北京外贸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对外经贸大学外贸系、西安交通大学铸造系和沈阳中医学院中药系，当时觉得只要能被挑上就是万幸。其实我想去的是西安交大铸造系，因为我喜欢当工人，但最后被北京外贸学院选中了。

　　后来走的每一步也大都没有选择。比如考研究生，我是头一届研究生，那年全国只招一万多人，觉得很自豪。决定回国时，也很多人劝我别回，说回来就出不来了，我说为什么要出来，中国这么大好多地方我还没去过，这辈子都逛不完，不用出来。美国有60万律师，我要跟那么多人竞争，虽然在美国的生活会很舒适，但对我这么一个外国人来说却也没有太多创新的机会。我当年35岁，一眼就能看到100岁时的情况，就像看一部好电影，还没看人家就告诉你后面是什么，所有的惊喜都没了。我就想回国，我欠中国人的，我上学全是中国给的钱，不用交学费还发工资，我当然心存感激，人总要有良心，我想不出什么更伟大精彩的话语。

　　高西庆简介 1953年出生，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现任中投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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