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主席伯南克5月22日在国会作证时表示，过早收紧政策可能导致利率短暂上升，但也可能使经济复苏面临放慢甚至终结风险，但表示若就业市场真正可持续改善，将逐步减少购买资产。

　　我们预计美联储可能会在今年底明年初实施退出。当前美国经济复苏业已稳态化，其不确定性主要是受流变因子影响的实际增长与市场预期的偏差。就美国国内而言，4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5万人，失业率降至7.5%为4年来新低，失业率下降反映私人部门经济活动处于持续扩展状态，美国经济的内生动力趋强。同时，美国失业出现明显的结构性问题，这是因为伴随着3D打印等新技术变革，新增就业与求职者的知识结构存在供需失配等问题，若考虑进这一因素，美国的新增就业的潜在供给能力要高于统计上的新增就业。

　　同时，最近美国5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83.7%，创2012年11月以来最高，4月谘商会领先数据月率68.1%为五年来最高，4月ISM制造业PMI为50.7虽低于3月的51.3，但处于持续扩张期，4月私人部门贷款增至7300.1亿美元创下近年来新高等，透射出美国消费和生产数据出现持续改善。

　　此外，当前欧盟在斯洛伐克、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不断升级的危机下，经济增长乏力，加之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回落，这些国家富裕阶层出于财产安全性考量而外流等，将导致美国债再度成为全球投资者的风险避风港，为美联储量化宽松退出提供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

　　而一旦美联储在今年四季度开始执行量化货币退出政策，将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其一，量化货币政策的退出，将使国际资金逐渐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流向美国等，进而不仅导致中国吸引FDI能力下降，而且欧美资本回流、国内资本外流等将再度显现，增加中国国际收支风险、国内债务风险敞口和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其二，美联储一旦退出量化宽松，将加剧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难度。目前在美元对主要货币持续升值下，人民币维系了对美元的强势，是用市场逻辑难以解释的，其很可能是央行以升值缓解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外债偿付压力，因为有消息显示，近年来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境外借了许多外债。可见，美元指数进一步走高已确定，若继续维系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其成本将更高，而若允许人民币贬值，那么外债的偿付成本则趋高。

　　当前尽管尚无法判断美联储何时退出量化宽松，但退出量化宽松已是确定事件。因此，中国当需未雨绸缪，审慎做好应对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准备，如隐忍经济增速回落下，适当启动去杠杆化政策，加快对内对外开放，以积极姿态参与包括TPP在内的新兴自贸协议，并加快落实非公36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