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加大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救济，正值国际贸易秩序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即WTO越发被边缘化，而经过翻新后更加注重服务和知识产权贸易的FTA，正在成为未来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主导。这警示中国需正视国际贸易秩序的变迁，否则继续不加思辨地呼吁反制，将是得不偿失的。

　　随着3D打印等新技术变革的方兴未艾，生产与消费的时空边界正被打破，生产的个性化、定制化与消费的即期化、小众化等，不仅使大规模的集群化制造模式面临规模效应边际递减魔咒，而且新技术变革使服务和知识产权贸易越发趋向主导国际贸易。

　　而WTO对服务和知识产权贸易的规则尚有待完善，且多边贸易谈判框架，导致WTO修改规则的谈判成本过高，谈判难度太大，难以有效适应不断发展的服务和知识产权贸易诉求。如部分发展中国家认为进一步开放服务和知识产权贸易，将使其处于不利地位。同时，WTO在入世上赋予发展中国家享有优惠条件，加之在评判倾销、补贴及诸如廉价资本等国别政策扭曲要素资源上，带有浓重的多边妥协色彩，使WTO相比FTA在处理贸易争端事宜上既无强约束和规制力，又难以真正有效化解争端。

　　鉴于此，美欧等越发对WTO丧失信心，并开始寻求替代性的自贸协定。如继完成了北美自贸区的修订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高标准的TPP，并与欧盟一拍即合地对跨大西洋（行情,资金,股吧,问诊）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进行修订。由于被注入新内容的FTA更能迎合和规制服务和知识产权贸易诉求，并开始主导国际贸易秩序，加剧了WTO的边缘化。如目前日本以闭关锁国的警示来反衬其加入TPP的重要性，并非杞人忧天的政治诡辩，而是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趋势判断后的考量。

　　面对TPP等新自贸体系开始边缘化WTO，中国当正视并积极开放地对待TPP等。正如中金公司在《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中指出的，应以积极心态研究国际新规则的修订，而非带有冷战思维对其妖魔化和政治化抵触。

　　其实，WTO以低于发达国家的责任吸纳发展中国家，表面看尽管短期内对发展中国家有利，但实际并非完全如此，以低义务加入WTO必然带来诸多要素资源的扭曲，如发展中国家过高的贸易补贴，通过利汇率管制等金融压抑手段为贸易部门提供廉价资本等，不仅扭曲本国竞争力，而且导致了本国福利净外流，要素资源价格扭曲，以及经济内外失衡等，暴露出自贸秩序下不会有免费午餐，享受优惠条件的同时也是需付出代价的。

　　因此，若当前不正视TPP等新自贸协议，很可能5年左右后，中国将再度面临类似于加入WTO的一场艰苦谈判。不仅如此，当前采取积极开放的姿态参与任何形式的新型自贸协定，将有助于借助开放倒逼国内改革，因为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开放，都将有助于打破现有的利益博弈格局，为改革舒缓内部阻力。毕竟，19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和特区建设启动的国内改革，得益于对内和对外开放的活力，入世后启动的金融改革同样得益于开放，因此有理由相信继续开放是打破僵持的改革阻力的活水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