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寅茹
今年9月5~6日,G20领导人第八次峰会将在圣彼得堡举行,金融和经济问题将是峰会主要讨论议题。俄拟在峰会期间提议讨论“投融资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岗位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国债发行和管理体系的现代化”两个议题。
日前,上海外国语大学G20研究中心举办了“对话G20:发达国家VS新兴国家”研讨会以及“2013年俄罗斯G20峰会展望”圆桌讨论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均认为,在后危机时代,G20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曾一度被过高期望与大肆宣传,而且随着金砖国家(BRICS)逐渐兴起,目前G20已来到了求转型与寻突破的发展关键期。
G20作用不应被夸大
曾长期致力于G8、G20研究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G20研究中心主任约翰·柯顿(John Kirton)从发达国家的视角详细阐述了G20峰会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尤其是对国际金融领域的贡献,并肯定了G20在近些年取得的成绩。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G20成员国举办了首次领导人峰会。在柯顿看来,峰会的举办不仅进一步消除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鸿沟和隔阂,而且全面提升了它们之间的合作。柯顿特别强调,正是由于G20国家的共同努力才成功遏制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蔓延和恶化。
随着G20已晋升为当下全球治理的核心,柯顿认为,G20、G8和BRICS之间并不存在竞争性,它们在全球治理领域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协作,以应对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鉴于柯顿对G20过往发展与未来的乐观期许,来自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江时学却对G20的发展提出了质疑。
江时学认为,不能过分夸大G20的角色和作用,G20应该将精力集中于解决全球经济领域的问题,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在肯定G20在处理全球金融危机和其他经济领域问题时做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成绩之余,与仅代表富国的G8和过于庞大的UN相比,G20并不是个“清谈会”或者“假摆设”,而是为治理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相对更加理想的平台。
相对于当前国际社会日益增多的多边机制,G20的出现并不意味着G8或者其他多边机制的式微。江时学认为,应该看到近年来多边主义的发展和进步,诸如G8、G20等多边组织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只是各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对于中国在G20中的角色,江时学强调,提倡多边主义的中国确实在G20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然而中国的地位并不应被夸大,中国毕竟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及人民币汇率政策并不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元凶,因此中国既没有操控G20,更不会成为众矢之的。”江时学表示。
“后金融时代”G20何去何从
对于9月初将在俄罗斯召开的G20第八次领导人峰会,柯顿指出,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同时又是G8、BRICS和G20的成员国,这些身份相交织也将对俄罗斯G20峰会产生不同效应。同时,柯顿认为,由于G20内多个国家完成了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因此本届峰会还将迎来不少新面孔,这些新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也值得关注。
鉴于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G8和以新兴国家为代表的BRICS都先于G20召开峰会,所以,有学者认为,此次俄罗斯G20峰会上,两大集团也将就自己关心的议题提出不同的见解和方案。
针对G20峰会缺乏机制化和制度性建设的观点,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朱杰进副教授认为,G20可能会采取“非正式机制+正式国际组织”的机制化建设路径,即以非正式机制的首脑峰会为核心和引领,以世界银行[微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等正式国际组织为实施平台的复合机制模式,其优点是有利于实现机制的灵活性和可信性的有机融合。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院长韦宗友对G8、G20和BRICS的发展前景做出了预测:从短期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并在议程设置上存在重叠;但从长远出发,它们未来可能会被整合进一个非正式的全球治理平台,大概包含10个左右的成员国,将涉及更广的议题范围。
而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的张耿副教授则关注在后金融危机时代G20是否能继续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在他看来,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G20各国彼此间协调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稳定的努力是否具有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