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早期，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物理专业的学生，我很幸运能在大学的头两年师从著名教授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费曼教授的讲课风格是略过物理学的一般性问题，主要讨论前沿问题。这门课使我早早地认识到成为一名真正的物理学家意味着什么，也使我很快确信自己将来不会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回想过去，我很庆幸自己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不是等到读大学四年级或者研究生时才发觉。

　　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在凯恩斯学派的鼓舞下，我决定终生从事经济学研究（尽管当时加州理工学院还没有经济学专业）。事实证明，转向经济学领域是我所做出的最好的决定之一，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具学术挑战性的时光。

　　经济学最初吸引我之处，在于它能够把分析方法应用于宏观经济问题和政策上。事实上，经济研究中对数学的重视使我很容易从物理学领域转入经济学领域。后来，我在攻读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以及在多所大学做教授时，感觉都比上大学时容易，这可能是由于我在经济学上的才能要比在物理学上高的缘故吧，因为我认为经济学本身并不是一门简单的学科。

　　后来我明白，经济推理不仅仅涉及数学，它还可以广泛地应用于社会问题中。现在，我认为任何社会行为——包括宗教、爱情、犯罪和生育——都受经济推理的支配，它们都是可以进行深入分析的，这就是本书取名为“不再神圣的经济学”的原因。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研究逻辑推理，而不是得出无用的结论——至少那些希望在21世纪获得新经济思想的人们不愿意只得到一些无用的结论。

　　这本书首先介绍了一些著名人物的生平，这些人大多是我认识或拜读过其著作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我以前的同事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以及加里·贝克尔。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市场与激励的作用、经济推理的广泛应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紧密联系等知识。

　　我还对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前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进行了评论。斯密因称赞并阐释市场和个人激励的功效而著名，李嘉图则因构建了用于研究经济增长、税收、公共债务及其他问题的系统宏观经济学框架而著名。

　　我谈论了卢卡斯·蒙代尔。20世纪6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研究成果较多的时期，他创建了国际宏观经济学。我还谈论了近年来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他教会我如何把理性预期应用到宏观经济学和其他模型中。

　　在社会问题部分中，我注重运用经济学的思想分析社会问题。首先，我讨论了关于外貌的经济学问题。我持有一种不太正确的观点，即外貌和智力同样重要，它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或其他领域）应该受到同样的重视。接着我讨论了一项颇具争议性的研究，这项研究将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堕胎权利的扩大和以后几十年间犯罪率的减少联系起来。

　　接着，我讨论了学术能力测试，深入研究了学生的学术能力测试成绩对大学期间的成绩毫无预见性这一流行的观点。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目前对学术能力测试成绩的预见性并不完全，但是该成绩仍具有很大的预见性，而且这种预见性不仅仅适用于大学新生。

　　通过Napster网站和百忧解（Prozac）的案例分析，我评价了运用版权和专利维护知识产权的观点。这些问题虽然并非一目了然，但是我很担心权利的损害将使新音乐、新药品和其他发明的数量锐减。

　　我还讨论了著名的微软反垄断案。我认为美国的反垄断政策打击了成功企业的创新能力，而这种政策能否给消费者带来福利却让人怀疑。

　　最后，我分析了个人的社会保障账户。对于有些人提出的收益率是免费午餐的观点，我持反对态度；但我仍然赞成个人账户，因为个人账户扩大了产权和私人选择。

　　目前我主要从事宏观经济长期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从战胜世界贫困的角度来看，找出那些导致某些国家迅速发展而某些国家发展缓慢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这种考虑，本书的第三部分讨论了经济增长问题。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主要从美国的角度出发讨论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问题。我对自杜鲁门第二届任期开始的美国总统任期进行了定量评价，这些评价的主要依据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失业、通货膨胀和利率等指标。结果证明，里根的第一届任期和克林顿的第二届任期经济运行结果最好。当然，这种评价不能把总统个人的影响力分离出来，特别是它也不能把连续执行的政策带来的良好结果分离开来。

　　本书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与其说本书在论题上具有统一性，不如说它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统一性。因此，无论是研究诸如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等规范的经济问题，还是研究诸如民主、外貌和堕胎权利等非规范的问题，我都是运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其研究方法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