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预期，在今年年中，最迟9月各试点碳市场就会逐渐进行交易。”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NCSC）碳交易部副主任张昕在梳理目前中国获准碳交易试点的7个省市筹备进展时说。

　　尽管欧洲议会投票反对扶持欧盟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消息使得欧盟碳价暴跌，给欧盟这个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敲响了警钟。但是，中国的碳排放交易试点并未因此而冷却。

　　随着试点省市交易开锣时间的临近，碳交易这个话题的热度在业内持续升温。

　　4月20日，在由NCSC与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ISC）联合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来自试点省市环交所的人士成为炙手可热的提问对象。

　　“整个天津市碳市场管理办法制定已完成，反复几稿。”天津环境交易所总经理王靖说，“监管准备制定地方行政性法规。”

　　“北京市正在制定具体管理办法，相关立法程序也在同步推进，”北京环交所周丞说，“北京环境交易所承担的是电子交易平台搭建和交易规则制定，目前已经完成了指标和初步设置，具备试营的条件。”

　　与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呼应的，是来自行业的种种疑问。交易价格将如何确定？配额如何分配？何时能够启动交易？尽管各地方案已密集推出，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而这或将成为能否吸引企业到这个政府搭建的舞台上唱戏的关键。“碳配额一旦开始流动，政策稳定性就变得非常重要，”一位碳市场参与人士表示，“要减少政策风险。”

　　北上广最快

　　“根据试点工作进程，我们认为北京、上海、广东属于碳试点工作第一组，进展比较快，相对试点设计比较完善。第二组是天津、深圳，第三组是湖北、重庆。”张昕将各试点地区碳交易试点技术内容归纳、总结和比较后，得出了上述结论。

　　由于产业结构不同，各地排放企业参与交易门槛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如北京的排放企业参与交易门槛为年均1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而上海则对工业企业和非工业企业进行了区分，分别设定了2万吨和1万吨的门槛。

　　“北京目前配额都是年额，政府免费发放，”周丞说，“只要你够格参与就免费发放。”而除了北京采用年度配额，湖北和天津也按年度分配配额，上海、广东等地则有可能按照一次性发放配额的形式。

　　“北京分配份额的方式主要是基于传统的主副法，对于上海来说除了主副法以外，对于个别企业采用基准线的方法来分配。”张昕介绍。

　　能分配到多少配额是目前参与试点的企业最为关注的问题。“企业希望政府在配额分配的时候不要一刀切，”周丞说，“北京参与交易试点的企业成立了一个联盟，希望能向发改委争取利益。”

　　“我们调研过程中，企业更多地反映自己排放的特殊性，就怕配额分得少。”王靖说。

　　企业的利益诉求和地方减碳的愿望在此刻形成博弈，如果配额量过多，则会导致市场虚设，不仅没有流动性，而且减排目的也会落空；而配额量过少则会抬高碳价，导致企业成本提高。

　　“其中的关键是排放总量的设置。”一位碳市场行业人士说。

　　对于各地排放总量的设定，张昕认为，各试点地区都考虑了地区排放强度和温室气体的核算基础，并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碳交易的核心则是制度的MRV（监测、报告和核证）。“七个试点城市的MRV主要是基于欧盟经验和国际标准，同时考虑我们国家的特色，根据政策标准去制定方针。”张昕如此评价。

　　“监测过程非常复杂，在实际操作中，如果碰到不能获得准确数据的项目到底如何认定排放量？”一位地方发改委人士对此深表疑虑。

　　深度参与加州碳市场的碳交易公司Blue Source副总裁Jeff Cole认为，这需要规则中留有调整和修正的空间，“但是重要的是需要将这些规则公平、充分地公开给参与其中的所有企业。”

　　激活市场

　　“碳交易试点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具有激励机制的碳交易机制，这里涉及到理念、制度和技术的问题。”张昕说。

　　张昕认为，理念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能耗、排放控制的问题。而王靖也认为，目前排放总量的制定中，存在GDP和碳排放的博弈，“如果完不成和地方的博弈，为了保住GDP而提高排放总量，市场的建立就没有意义了。”

　　一旦配额发放过多，将会影响碳价。Jeff Cole认为，此前欧盟碳价暴跌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发放的配额超过其排放量。

　　对于未来中国碳交易市场的交易规模，各地环境交易平台人士都未给出明确的答复，“前期试点过程可能没有什么交易，要等临近履约期才能看出交易规模。”

　　而随着交易的临近，碳交易价格如何确定也成了众人关注的话题，此前广东碳排放交易所揭牌当天就有广东省内四家水泥企业以6799万元认购了13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权配额，为中国基于碳排放总量控制下的首宗配额交易。

　　接受采访的试点地区交易所人士均表示，最终价格将由市场决定。

　　“政府不会过多干预市场，只有在市场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下采取公开干预措施。”周丞说。

　　而王靖则透露，天津的方案中，政府将使用经济的手段对不正常的价格进行干预，“政府预留指标，在价格过高的时候由政府卖出储存的指标，价格过低的时候买入市场上流动的配额”。

　　但是张昕表示，各地试点方案中对于没有遵约的惩罚力度相对较轻，“这对强制性的交易不是很好的事情”。

　　除此之外，金融机构的参与也被认为是激活市场的重要手段。目前，试点地区均以现货交易为主，但也有地区考虑到了碳金融进入碳市场的不同阶段。

　　比如北京称尝试或者探索碳金融产品进入碳市场，而上海则表示要在合适的时机逐步引入碳金融产品和金融产品来参与碳市场。

　　“金融机构的参与也是自发行为，”上述碳市场人士说，“买家和卖家不是创造出来的，只要政府规则明确地建立起来，市场发展得好，金融机构自然会进来。”

　　碳交易市场竞合

　　按照规划，2015年，中国将形成全国范围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并且目前，除了试点地区以外，国家对其他地区尝试进行碳交易并没有限制，青海、江西等地目前都已有交易所启动碳交易平台。

　　王靖认为，目前地方碳交易平台往往服务于当地政府，“做的过程中需要把握方向和重点，”王靖说“其实有些地区还可以探索与已经建立交易所的地方进行合作，这种合作可基于项目、交易和碳金融，而没必要另起炉灶。”

　　但是在各地纷纷试水的碳交易中，其核算、方法学、登记等方面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七个试点省市均根据自己的情况设定不同的标准，这为未来全国层面的碳市场的链接和形成制造了难度。

　　“但这也是我们试点的目的之一，”张昕解释说，“我们通过不同情况的试点，也为今后的顶层设计提供了借鉴经验。”

　　据一位碳市场人士透露，目前国家能源战略中心、清华大学正在研究六个行业的MRV，作为各省市的借鉴依据。

　　“各省市自己制定的指南，行业不完全一样，”上述人士说，“因此如果产生交易，就需要有第三方认证。”

　　“同时，我们国家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而且在国有企业里面还有央企，”张昕说，“这些央企有很好的能量管理基础，这个基础为这些大型企业将来建立MRV制度有所帮助。但我们现在考虑设计碳交易制度的时候也要考虑国家的国情甚至是央企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