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国经济运行的趋势与周期特点
　　决定未来经济形势的主要是趋势性力量和周期性力量。从趋势性力量看，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中长期下行压力较大；从周期性力量看，今年驱动库存和投资增长的因素较上年增多，但力度较弱、周期较短。今年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是潜在增速下降和短周期回升，与2012年两大力量同时施压、经济下行压力偏大有所不同。政策在做好稳增长、控物价和防资产泡沫风险的同时，应把抓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释放现有增长潜力，加快培育新竞争优势，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增长阶段转换是当前经济形势的中长期背景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供求条件的变化，成功追赶的经济体在高速增长期后，将面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从近期经济形势看，这一增长阶段的转换正在发生，经济增速在2010年2季度—2012年3季度期间出现连续10个季度的超长下滑。从失业和物价两大压力测试指标看，经济持续下行并未导致明显的失业和通缩，说明经济运行在潜在增长率附近。在增长阶段转换期，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风险容易引爆，但只要政策得力、改革到位，我国有条件实现增长阶段转换，在2020年前保持年均7%的增长。
　　——近年我国部分传统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逐渐削弱
　　一是劳动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低端劳动力工资涨幅尤为明显。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工资跟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但已经明显高于越南、印尼、印度等国，导致部分跨国企业低端生产基地从我国迁出。
　　二是自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2005年7月-2012年12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幅达31.4%，我国出口价格优势减弱。从国际比较看，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属于较高水平，2005—2012年间印度(-21.7%)、墨西哥(-16.6%)、韩国(-10%)等则出现了明显的贬值，大大提高了这些国家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非中国制造”开始增多。(表1)
　　三是重工业峰值临近。典型工业化国家普遍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1990年G-K国际元)时出现重工业比重峰值，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9136国际元。近年我国基建投资潜力下降，汽车、地产销售大不如前，未来居民消费向服务类需求升级，重工业产能过剩呈趋势性加重。2012年粗钢产量仅增长3.1%，钢价跌回十年前。(图1和图2)
　　四是东部地区受综合成本上升和外贸不利因素影响，主要指标降幅较大，转型发展形势严峻，2004-2011年间东部GDP占全国比重由59.4%下降到56.3%，下降了3.1个百分点；投资比重由58.3%下降到48.4%，下降了9.9个百分点。
　　——我国一些传统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仍然存在，新优势和新动力正在积极培育
　　一是市场规模、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优势强大。我国拥有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把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市场。我国道路、港口、通讯等基础设施完善，明显好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大大降低了企业生产和运输成本。我国具备完整的产业链条体系，部分主要工业部门在全球占据领导地位，2011年我国出口占世界比重达到10.4%，制造业产出占全球比重达到19.8%，具备明显的规模优势。我国企业管理人员及劳工素质较高，2012年全国大学毕业生达到680万，居世界第一，智力资源优势明显。二是产业升级呈现积极态势，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不断高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新技术、新业态正酝酿着新的发展机遇。三是近年东部地区主动转型，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还有较大空间，近年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
　　2013年库存和投资带动短周期回升
　　商业周期是市场经济中由个人或企业自主行为引发的商业律动，并形成经济系统潜在的运行态势。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商业周期影响越来越大。近年三大商业周期成为影响全球和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力量，是理解宏观经济运行逻辑的钥匙。
　　——从创新长周期看，当前全球处于低谷调整阶段
　　长期看，创新的集聚发生及其退潮是导致经济从繁荣到萧条的根本动因。次贷危机及其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有其内在必然性。本世纪初，由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空间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生物工程推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实际上已走向衰减，美、欧、日实体经济增长明显乏力，只是由于美联储反周期政策刺激出次贷泡沫，新兴经济体尤其中国受益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的全球产业转移而强劲增长，东亚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回流美国支撑其地产泡沫，从而延迟了这场十年前就该发生的全面调整。
　　这也就意味着，以次贷危机为分水岭，一个创新周期的时代结束了。全球经济将面临长期的调整，从实体经济的层面，通过优胜劣汰、兼并重组和技术变革，以为下一轮创新周期蓄积力量；从金融的层面，发达国家政府、居民和企业部门面临长期的去杠杆化，通过资产负债表调整以恢复“再出发”的能力。创新周期的低谷同时也是新技术、新产业积极酝酿的时机，最近以分布式新能源技术、3D打印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美欧日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制造化、抢抓新兴产业机遇的重大举措。
　　未来世界经济将逐步向由创新周期主导的潜势回归，在一个低于危机前的中轴波动调整。次生性危机将不断反复，并在世界经济最脆弱的链条上爆发。根据历次创新周期经验，谁能够率先实现由短期需求刺激政策向长期供给改革政策转变，有效调整工资、福利和汇率，激活微观企业创新活力，谁就能在下一轮复苏中抢占先机。
　　——从设备投资中周期看，2013年驱动投资增长的因素增多，但力度较弱、约束性较强
　　过去三十年，我国设备投资周期平均十年一轮，具有典型的“二八现象”，即逢二见底、逢八见顶，这是世界经济周期、我国政府换届、设备更新替换等因素叠加的结果。随着融入全球化，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共振，驱动世界经济周期的主要因素包括平均11年的太阳活动周期、技术创新与产品生命周期、人口结构变动与消费升级、主要经济体政府换届、全球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经济信心周期等。我国政府每次换届后，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扩大投资的积极性高涨，固定资产投资存在明显的换届效应。当前我国设备寿命和更新周期平均长度为10年，税法规定主要机器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为10年，我国大多数机器设备的物理、技术和经济综合寿命为10年左右。
　　2013年驱动投资增长的因素较上年增多，但力度较弱、约束性较强。政府换届将带动基建投资的积极性，但地方财政收入下滑和融资平台高负债制约了地方投资扩张能力；房地产销售回暖将带动市场性房地产投资回升，但保障房投资下滑，部分大城市日益严重的房价泡沫将导致调控加码；地区产业转移、机器替代劳动和产业升级将继续对制造业投资形成支撑，但出口低迷、利润偏低、FDI下降和产能过剩等负面因素约束性较强。
　　受劳动力成本上升、汇率升值等因素影响，我国投资结构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在基建投资比重大幅下降的同时，制造业投资比重明显上升，这反映了各行业投资潜力的变化；在东部投资比重大幅下降的同时，中西部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其中制造业投资贡献最大，房地产投资次之，说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还有较大空间，2011年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56.7%、52.2%；在银行信贷融资比重下降的同时，以企业债、城投债等为主的市场性融资上升，说明金融结构正在做出积极调整，以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一系列重大结构变化是相互呼应的，并且均发生在2005年以后，即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改变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历史性时点，预计2013年这些结构变化还将继续。
　　——从存货短周期看，在通胀和需求预期引导下，企业将在上半年小幅回补库存
　　本轮去库存处于尾声，部分行业已小幅回补库存。从2011年4月至2012年底，企业去库存已历时近两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累计增速从2011年1-10月份的24.2%下降到2012年1-12月份的7.2%。由于本轮经济连续10个季度的超长回落，因此库存的回调期也超过历史平均。
　　从主要产品的库存情况看，截至2012年12月份企业去库存效果比较明显，库存增速处在历史较低水平。2012年房地产市场回暖有力地消化了商品房库存和家具、家电等消费品库存，两轮近万亿稳增长投资有效地消化了钢铁、建材、化工等生产资料库存。9、10月份轨道交通项目大规模投放，钢铁库存大幅下降，钢铁行业产成品库存累计增速已由2012年1-7月的17.6%下降到1-12月的4.2%。去年11月份前后，煤炭、钢铁、建材、化纤、电子等行业开始小幅回补库存。
　　综合考虑美国经济弱复苏、我国政府换届、通胀预期抬头等因素，企业可能在2013年上半年回补库存。但由于经济复苏力度不强与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补库存力度不会太大。
　　潜在增速下降与短周期回升下的政策选择
　　2013年我国经济将面临潜在增速下降和短期周期回升，与2003年经济潜在增速处于高位时的周期回升不同，预计此轮周期回升的力度较弱、时间较短。今年应把握好经济运行的周期节奏，注重政策的长短结合，在短周期的更迭中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首先，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对形势判断和宏观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我国供求条件的变化，经济潜在增速出现下降；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商业周期影响日益明显。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超过以往，一旦潜在增速下降与外需低迷、周期回调等因素叠加，容易导致经济短期内过快下滑。同时，短周期的回升又容易使人产生经济可能重回高增长轨道的错觉，放松转方式、调结构和促改革的任务要求。这些新变化对形势判断和宏观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对调控目标、政策手段、实施渠道和政策有效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把握好经济运行的周期节奏，注重政策的长短结合。2013年我国将面临潜在增速下降和短周期回升，潜在增速下降意味着要加快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2013年上半年短周期回升意味着要控制物价和资产泡沫风险，在企业预期不稳、投资方向不明情况下，由于实体经济吸纳货币能力下降，要注意调节货币供给；当2013年底或2014年上半年双重受压、经济下行压力偏大时，应有稳增长的政策储备。与2003年经济潜在增速处于高位时的周期回升不同，由于潜在增速下降，这一轮周期回升力度较弱、时期较短，要注重政策的长短结合，把抓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再次，适当调整宏观调控重点，鼓励实体经济投资，提高政策有效性。过去我国基础设施缺口较大，房地产发展滞后，投资潜力巨大，在经济低迷时通过投放货币刺激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提振经济效果明显，这是1998年、2009年我国走出衰退的主要原因。但近年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潜力显著下降，如果延用以前的手段，政策有效性将大大降低，而财政金融风险、资产泡沫风险、通胀风险等负面效果明显增大，这是2012年我国稳增长时面临的政策困境。因此，宏观调控应顺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调整政策重点，由过去主要依靠需求政策刺激基建和房地产投资，转向需求政策和供给政策并重，通过大力发展市场性融资、降低行业准入、改革税制等措施，鼓励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实体经济投资。
　　最后，中西部工业化、城镇化还有较大空间，应鼓励区域产业转移，形成地区专业化分工。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梯度空间纵深广阔，决定了我国产业发展应是多层次的，可以形成不同的产业集群。东部沿海地区应逐步升级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西部地区适宜发展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当前要尊重市场规律，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引导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不再具备比较优势的成熟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加大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中.国.经.济.时.报)

　　经济升级需要打破供给抑制
　　中国证券报：比起“七上八下”的经济增速，市场和学界更关注升级版的中国经济之路如何走。从国内因素看，我国人口已经开始迅速老龄化，预计2015年可能很快迎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给逐步趋紧将推动成本的上升和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另一方面我国以欧美日的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顺利增长的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新供给主义有何思路？
　　贾康 ：在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需要反思，国内外很多人士，包括西方非常有影响的一些经济学者，也都有类似的评价。即人类社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十分需要对于经济学有所创新和发展。我们想比较直率地指出，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其实是不对称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说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虽然他们各自强调了不同角度，都有很重大的贡献，但是共同失误确是不容回避的——就是他们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更为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他们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和供给侧的共同问题。
　　我们还可以比较直率地评价一下西方代表经济学主流的教科书——在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下，以后发展到经济学或者理论经济学这套表述——它现在仍然存在和实践有“言行不一”的这样一种缺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实际上是跳出经济教科书来实行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在经济学教科书里他们自己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是在运行中间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斟酌“救还是不救”，但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就任它垮台。在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后来对从“两房”到通用公司施以援手，大量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在经济学的认识框架里面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
　　反思之后，我们还强调，能不能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和以更开阔的、要对经济学理论创新有所贡献的这样一个视野，考虑我们能够“立”的东西。第一，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摆出来，作为认识的一个必要环节。第二，我们强调正视现实强化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可以作为深入研究的始发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是一种模型。我们现在讨论问题可以把始发命题直接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我们认为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的基点上，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第三，我们认为市场、政府应是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这里无非是如实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其实还有第三部门的主体，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应该如何互动。
　　我们还强调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就是物和人这两个视角都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在一起。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是一个体系。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就是我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我们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的视角上，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方面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里面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把认识的对称性提高。
　　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注重从供给端入手推进中国新一轮改革和结构优化、增长质量提升，才能有效化解潜在“滞胀”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风险，并实现经济新一轮可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消费品市场的供给端呈现为“本国生产为主，海外进口为辅”的特点(与美国全球供给、海外进口为主，本国生产为辅的市场结构有本质不同)，决定了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是在供给端。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和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使我国经济越来越不可能维持以往的高速增长。与大宗商品成本的周期性冲击不同，劳动力成本冲击属于持久性冲击，加之我国面临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等问题，势必告别两位数的较高增长奇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没有继续保持10-20年较快增长的可能。过去三十余年的“中国奇迹”是依靠全面开放、利用人口红利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但更主要的是依靠改革调动了相关经济资源的巨大积极潜力。以有效制度供给形成“制度红利”是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最需要着力争取的因素，也是超越西方的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两端的偏颇而正确发挥出“供给管理”优化结构、促进转轨的合理政府作用而成功地使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条件。最关键的还须着眼于打开“制度红利”这一转轨中最大红利源的释放空间，政府以改革和提供机会公平、创业创新条件形成激发经济社会活力、潜力的有效制度供给，这就需要实现相关改革决策的更大决心、勇气和较高水准。
　　当前，我国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远未全面开展，如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新一轮价税财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能够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既有利于控制住物价，又有利于维护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需要积极考虑从根本上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衔接短期诉求与中长期目标，化解制约我国长期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深层制度因素。
　　“中国制造”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中国新经济的出现。中国经济还需要在高端“买不来的技术”领域靠自主创新艰难前行，才能完成从工业经济向与“第三次产业革命”接轨的“中国新经济”的艰难转轨。未来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产业和纳米(新材料)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在此过程中，科技创新客观需要以制度创新和运行机制的改造作为关键性的支撑，从这种中国特色转轨道路上的创新特色而言，“制度高于技术”。
　　政府应该重点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改革深化金融体系、培育创业和风险投资、提供必要的政策性金融产品，为结构升级提供更加高效的融资服务；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的政府投入，引导并激励企业加强研究开发投入和产品及品牌创新；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对不同产业领域的行政管制和垄断，推动产业投资准入的进一步开放和全过程的公平竞争。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和推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引进高科技领军人才。培育创新文化 ，保护创新热情，宽容创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全社会氛围。
　　滕泰 ：分析经济长期增长率应该从供给端入手，探讨未来十年经济增长从需求分析入手是错误的。总需求理论是研究经济短周期的理论，凯恩斯作为总需求管理理论的鼻祖，也并不用总需求理论分析长期经济增长。
　　国内很多学者在谈到十年以上的经济前景时有很多悲观派，这些悲观者几乎都犯了用短期总需求框架去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错误。比如，他们常说：投资大幅增长还有可能吗？出口继续大幅高增长还有可能吗？消费大幅增长从短期看也没有希望……所以，这样从需求角度去分析，就会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产生怀疑、丧失信心。
　　反之，如果从供给角度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就别有一番天地。因为从长期来看，供给能够创造需求，尤其是新供给能够创造新需求。
　　供给角度怎么分析呢？按照本人提出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而中国当前这五大财富源泉都受到某种程度的“供给抑制”，只要通过制度改革，解除对人口和劳动的供给抑制、制度和管理供给抑制、土地和资源的供给抑制、资本和金融抑制、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来。
　　第一个财富源泉是人口和劳动力。虽然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尚存争论，但我认为，农村还有相对剩余劳动力。所谓相对剩余劳动力是指，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可以就业在城市也可以就业，而在城市就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村高，所以当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个国家总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增加，中国相对剩余劳动生产率还远远没有挖掘完。目前农村人均GDP与城市人均GDP相差近五倍，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适当调整人口政策，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人口红利就会进一步得到充分释放。不看这些因素简单得出人口红利结束太过武断。
　　第二个财富源泉是制度。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而社会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带来财富的增长。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增长动力。美国经济制度还有多少通过改革提高的潜力？恐怕已经没有多少改革空间。而中国的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李克强总理指出，每一个制度改进的地方都孕育很大的潜力。如把垄断的部门打破一下，把受政策管制的部门放松一下，把企业税率费高的地方降低一点，中国经济的潜力是巨大的。举例来讲，假定一个企业要承担30%的综合税费，那么30%利润率以下的企业很难存活。如果把税率从30%降到20%，那么毛利率在20%-30%的企业就能大批存活，经济总产出就会增加。此外，很多垄断的国有企业都是低效率和制度供给抑制的典型代表，他们所占有的单位资源、资本的产出都远远低于自由竞争的民营企业，因此破除垄断、放松管制、降税都可以大幅增加经济产出，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
　　第三个财富源泉就是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如果中国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转，农村就一直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产区效率显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大幅提高。矿山也是一样，如果煤矿、石油等资源是垄断的，或产权市场发育不完善，其开采的就会比较粗放，资源利用效率就不会高。应该说中国的资源和土地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未来产权优化和释放资源供给还有很大提高空间。
　　第四个财富源泉是资本。中国的资本究竟有没有充分“就业”？中国是全世界资本最多的国家，我们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民、企业加上政府的储蓄有100万亿元，作为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利率水平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国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国利率高，中小企业私募债利率要14%至15%，民间借贷成本更高。为什么全球资本最多的国家制造了最严重的资本短缺，制造了最贵的资本价格，这就叫资本抑制，或者金融抑制。如果把金融抑制放开一下，把中小企业资金成本的14%至15%降低到5%，大量中小企业将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第五个财富源泉就是技术和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高中、大学培养的都是知识性人才，国有科研机构有多少像GOOGLE那样的创新型企业？像硅谷这样的创新能力？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综合这五个方面的财富源泉来看，中国的经济制度还存在普遍的“供给抑制”。如何解除以上五个方面的供给抑制，就是“新供给主义”提出的核心问题以及围绕这些问题的一系列改革主张。当然，上述供给抑制所孕育的巨大改革潜力，也是“新供给主义”看好中国长期前景的主要依据：倘若把这几个财富源泉充分挖掘，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年均7%的增速不难实现。
　　李克强总理指出未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和“创新的活力”。按我的理解，改革的红利就是制度、产权、资源、资本等潜在生产率更多地通过改革发挥出来；“创新的活力”就是如何激发人口和技术创新源泉——这都是从供给端着手。
　　至于内需的潜力，我认为其源泉根本上也取决于供给端：内需主要靠消费，而中国的居民消费对利率不敏感，而只对收入敏感。政府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呢？显然只能靠增加就业，而增加就业长期只能靠给企业减税、减负，放松垄断、放松管制——这无疑又是新供给主义的做法，只有增加新供给才能创造新需求。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在微观上也是必然的。比如iphone手机，在乔布斯发明出iphone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iphone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中.国.证.券.报)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中国应有对策
　　目前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可能强于此次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
　　据路透社4月10日报道，世界贸易组织(WTO)将2013年全球贸易增长预估从此前的4.5%调降至3.3%，称担心保护主义升温。
　　WTO总干事拉米警告称，2013年贸易增长甚至可能弱于预期，尤其是欧元区危机带来风险，而且各国可能试图进一步限制贸易，以支撑本国经济。“目前保护主义威胁可能强于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因为虽已采用其他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但效果不够理想”。
　　“拉米的判断是合理的。关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货币政策的确各国用的很多，发达国家都在实行货币扩张，但效果不是很显著。而财政政策，各个国家都面临着财政危机。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的确没有多少空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刘青博士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贸易保护在短期来看，至少可以给企业的生存创造一些空间。
　　除了可以对本国产业起到一定的保护和促进增长的作用外，各国之所以还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还有一个转移国内注意力的考量。
　　“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时，如失业率升高了，执政者可能就会找一些外部原因。到时，贸易保护尽管在当年或是未来没有给经济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各国还是会提。”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副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就大打“中国牌”，对中国汽车及其零部件等多个领域发难，中美经贸摩擦不断。然而，这只是我国遭受贸易摩擦的一方面。自2011年中国入世以来，随着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也逐渐增多。
　　在4月8日商务部召开“应对贸易摩擦”发布会上，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到2012年我国共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案件842起，涉案金额高达736亿美元。特别是去年由于欧盟对我国光伏产品发起的双反调查，涉案金额高达204亿美元，拉升了整体涉案金额，同比较2011年增加了369%之多。
　　为什么我国受到的贸易摩擦是越来越多？
　　刘青认为，简单来看，就是树大招风。这是很显然的，中国现在是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另外，跟中国的贸易结构有关。中国出口的大量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这对外国的劳动市场冲击也是很大的。
　　“贸易摩擦的本质上是定价低于外国认为的一个正常价格。价格低有可能是在倾销或是接受了补贴。但事实上，包括我们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价格之所以会低，跟本身的资源禀赋有很大关系。比如劳动力便宜，生产率高也会导致低价。所以这是别国很容易误解我们的。”高凌云强调。
　　此外高凌云认为，美国、欧盟、日本等大多数发达国家不承认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不承认时，就会拿第三国的价格做衡量，所以裁定我们倾销补贴的概率比较大。
　　今年我国面临的外贸形势依旧不乐观，根据官方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共遭遇12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22起，同比增长22%。
　　在这种情况下，高凌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能在一系列的双边贸易谈判里解决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那么就很难解决我们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从政府的层面来说，规范出口市场的秩序也是比较重要。企业应采用合理有序的竞争方式。
　　“另外，在出口受阻时，除了可以从消费和投资的角度给出口减压外，还可以增加进口。这也是十八大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来的。最近在博鳌论坛上，我国也提出今后5年中国会有十万亿美元商品的进口，增加一些技术、设备等。通过进口带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应地就可以解决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了。”高凌云表示。（.中.国.产.经.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