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记者 陈君】

　　3月24日，在201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愿景与政策”分论坛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质问发改委的副主任朱之鑫。

　　张维迎的质疑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张维迎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很多是不成功的，今天很多产能过剩是过去产业政策导致的结果。比如，最近中国的光伏产业处于严重危机当中，领头企业无锡尚德已经处于破产程序。而过去十多年，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以产业政策的名义，给这个行业和这个企业大量的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与此同时，张维迎还认为，政府产业政策已经成为普遍的腐败和寻租的重要根源。

　　朱之鑫副主任对此回答道：是不是所有的产能过剩是由于产业政策造成的呢？朱之鑫觉得这个恐怕值得商榷。第二，是不是所有产业政策中产生了大量腐败，也值得商榷。

　　张维迎质疑的第二层面直指发改委的职能。张维迎说，发改委全名叫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是发改委过去十年只关注发展，不太关注改革。是不是下面新一届政府的发改委会反思自己的功能，特别是像论坛上张高丽副总理讲的，给市场放权，给企业放权，大部分权都在发改委手里，发改委决定怎么去放权，发改委自身怎么去改革？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朱之鑫对此回应说，每年发改委的第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这个年度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的路线图，而且都是以国务院的文件下发了。可能社会上有些人不大了解这件事情，这一点我们将在新的阶段，更好的发挥发展改革委的作用，把改革和发展推向前进。

　　朱之鑫说，行政管理体制这一条，国务院已经有了明确的要求，二中全会也做出了明确的决定，我们也会按照中央的精神坚定不移的来推进改革，把能够交给市场的交给市场，能够交给社会的交给社会，能够交给企业的交给企业，这是一条。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就像我刚才讲的，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的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

　　“说到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天张高丽副总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在发言里也特别提出了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干成一件事情必须要有政治勇气。”

　　在现场，张维迎的提问赢得两次热烈掌声。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论坛上也提示说，由于这样的政策在过去有效，所以你就会一直沿用这样的政策。斯宾塞觉得这不是非常理智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集散化的，分散化的体系。

　　迈克尔·斯宾塞认为，朝着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政策使用有效性都会达到一个终点，所以对于行业的保护，或者说是人民币汇率自由兑换这方面的政策，一些现有政策需要改变。

　　迈克尔·斯宾塞觉得在中国，政策改变不会这么快铺开，但是中国有这样的承诺，就是要改变中国的一些机制。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需求没有很快赶上，内需没有赶上的话，在外部经济环境乏力或者疲软的时候，国内的需求就不能起到顶梁柱的作用。国内需求缓冲剂的作用，抗震剂的作用更加强，所以要使居民储蓄率下降，同时有更多可支配的收入，我觉得改变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才能使中国真正放开需求方面的束缚。摆脱这样的束缚，才能从需求侧和供应侧都能够促进消费。我想要设计这样的模型是需要很多工作的。

　　建立国内消费市场的过程当中如何发挥最大的经济潜能呢？迈克尔·斯宾塞指出，首先需要拆除各种各样的壁垒和优惠待遇，很多都是地方性的保护或者是优惠政策，同时提高人员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包括农民工的地位问题要与城市化相辅相成的解决。

　　迈克尔·斯宾塞同时指出，在未来几年当中，中国可能会有一个大辩论的发生。主要是对于管理公共资本以及对于国家在这个市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什么样的进展模式、收益成本方面的分析和讨论，这是非常重要的讨论，因为中国可能会选择中央集权制的，或者是从上而下的模式。这个模式可能并不是带来最优的竞争、创新以及增长的模式。

　　在中国是有精英治国，精英治市优秀的历史传统，同时如果在竞争公平的环境之下，在社会保障和相关的社会都是已经到位的情况下，人们是愿意接受市场最后的判断和结果，而这是预测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