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股市将面临约2-3周的中级修正
　　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周二(2月26日)表示，国际投资者正在寻找理由卖空股票，股市将面临约1-2周时间的中级修正。
　　受美国财政恐自动减支与意大利政局不稳利空影响，全球股市一片黯淡，市场恐慌指数VIX指数更一口气飙升34%收18.99点，创下2011年8月以来最大单日升幅。
　　谢国忠指出，美国财政减支其实是个假议题，因为减支结果根本不会拉升，只是国际机构投资者找理由卖股票罢了；意大利选举也是一样，股市涨多后总得找些理由回调修正一下。
　　谢国忠表示，如上周所述，美联储丢出重新审视量化宽松政策(QE)风向标后，将迫使大玩杠杆游戏的宏观基金降低持股风险，新兴市场本来就会回调修正10%左右，因此，现在策略就是不要接正在往下掉的刀子、静待此波修正完成再说。
　　谢国忠认为，VIX指数最恐慌时曾攀升至30点以上，以近期国际政经情势来看，超过20点就相当严重了，因此，目前18.99点距离20点已不远，预期1-2周可完成修正。(.环.球.外.汇)

　　巴菲特：继续寻找更多收购机会
　　北京时间3月2日凌晨消息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在写给股东的年度信中表示，2012年让人失望的一件事是，他未能在这一年进行一次大的收购。
　　他向股东表示，我去年在追两个大象，但结果空手而归。
　　但他对2013年初以230亿美元收购亨氏食品感到满意，称他已经转运。
　　巴菲特还表示正在寻求新的收购机会。他表示，我们仍有足够的现金，而且现金额还在快速增长。因此，查理和我已再次穿上远征服装，并继续寻找大象。

　　茅于轼：中国经济迟早要出问题 最后结局一定是硬着陆
　　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经济学家茅于轼试图在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中寻找答案。
　　茅于轼，经济学家，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这几年中国社会值得注意的两个变化，一是中国经济已经抵达过去很多年来的最高点，乃至被联合国认定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另一个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递增，社会的怨气几乎达到顶峰。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经济学家茅于轼试图在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84岁的茅因发现经济学中的“择优分配原理”而知名，代表作有《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谁妨碍我们致富》、《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等。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并非经济学专业著作，而是致力于用经济学原理解释社会生活中的现象—茅也因在此领域的努力，而在去年获得职业生涯中第一个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奖项，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
　　在这本原题为《中国人的怨气从哪里来》的书中，茅于轼给予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应当追求幸福的极大化而不是GDP的极大化，幸福极大化的前提是财富创造极大化，而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则是创造财富的必由之路。即厘清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区别，以人民利益为重，取消特权，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体系。在具体策略上，茅主张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降低税率、加大反腐力度。
　　另一个值得权衡的问题，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即要平等还是要建设？二者相权，茅认为可以适当牺牲一点儿公平换取效率。财富的不平等不代表地位的不平等，可以允许一定财富的不平等，而应当防止的是凭借权势剥夺他人所创造的财富—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权势的不平等恰恰是自由的最大障碍，也即中国人的焦虑之源，“人与人的不平等在中国是传统，是文化，是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观念。”
　　矛盾的十年
　　南都周刊：这本书解释中国人怨气从哪里来的问题，这样的怨气是合理的吗？
　　茅于轼：我是一个外行人写这个问题。对经济学我算是内行，对经济学以外的东西我不是专家，我是个普通人。看这些问题，我和其他人不同的是我能够独立地、不受限制地想。讨论怨气从哪来的问题，我否定了两种普遍的想法，认为是收入分配和腐化。我说不是，我解释为不讲理。拿出拳头来了，问题就来了，这个社会是个善治的社会，不是恶治。老百姓好管理，大家讲理。这种不讲理是从枪杆子出政权开始的。发达国家对内的政治从来不用武力，欠发达国家却相反，对内政治靠武力。
　　南都周刊：您怎么看待过去十年？
　　茅于轼：这是很矛盾的十年。一方面经济增长非常高，这十年大概是30年中增长最高的。但是也有国进民退，法制松懈，闹出薄熙来这样的事。总的说起来还算可以。
　　南都周刊：但重庆事件后，支持自由市场的人并没变多，很多人对自由市场决定自由配置有疑问。而且越来越多人还在说“中国模式”。
　　茅于轼：他们的看法不对。自由市场永远是对的，这个绝对错不了。重庆的问题也恰好是反市场，现在揭露出来的问题非常大。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但是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它完全是寅吃卯粮，负债好几千亿，怎么还这个钱？
　　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可避免
　　南都周刊：很多人认为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者把钱转移到国外，会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真的会这么严重吗？
　　茅于轼：你要注意，这些人把资产转移出去后，又回到中国来做生意，很少人彻底跟中国脱离关系。大部分的企业家，生意还在中国做。有很多原因，一方面做生意需要熟悉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的机会确实比外国多。中国的市场非常广阔，机会非常多，只要不犯大错误都能赚到钱。影响还是会有的，不过我觉得到现在为止看不出来。我看了数据，我们的外汇储备还是3万3千亿。他们拿走的顶多几百亿几千亿。所以在国家间的经济来往中看不出来有多大变化。这件事我觉得没那么严重。
　　南都周刊：有些学者担心，如果接下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会非常危险。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觉得中国经济迟早要出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已经在了，只是没有暴露。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房地产泡沫，另一个是银行欠债。最后的结局一定是硬着陆。我想了很久，没法解决。房地产泡沫就是这么多的空房，你要让它住上人就没泡沫了。但你怎么让那么多空房住上人呢？
　　南都周刊：通过经济发展不能解决吗？
　　茅于轼：这个时间很长，最起码得十几年。十几年泡沫不破裂，可能性几乎没有。银行坏账也是一样，它已经坏掉了，怎么填这个窟窿呢？现在只不过没有暴露出来。因为经济增长，老百姓存的钱比取的钱多，银行的存款还在增加。坏账再大银行也不怕，就怕你取的多存的少，它马上就要出问题。
　　南都周刊：您提到过金融市场改革可以带来新的一波增长，但现在仍没看到实质性的动作。
　　茅于轼：是的。大家谈了多年的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能带来很大的利益，GDP能上去。但为什么做不到，就是没有竞争。现在都是国家的银行，没有民办的银行，所以市场化不起来。有点小变化就是民间借贷很发达，利息率非常高，而银行的利息率非常低。利息率差别这么大说明资源配置非常错误，所以纠正资源配置带来的好处是很大的。
　　南都周刊：最近也有很多关于房产税的说法，您怎么看待房产税的问题？
　　茅于轼：现在的房产税好像是要对付房地产的投机者，压一下房价，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税收的问题要通盘考虑，我们税的问题挺大的。你不能光加房产税，本来税就挺高了还加税。得减别的税，所以这里又涉及到结构问题了。牵涉到整个税制的设计问题，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改税制到现在，将近20年，完全不适应现在的新情况，需要重新设计税制。从这个角度讲我赞成收财产税，因为财产税收的是有钱人，破房子就不要收税了。
　　南都周刊：您在书里说中国的税并不高。
　　茅于轼：中国税的数额不高，但是税是买服务的，从这方面讲中国的服务就非常贵。税也就太高了，因为你享受的服务没多少，质量也不好。
　　讲道理维稳当然很好
　　南都周刊：您之前对于航母、钓鱼岛的看法引起了很大争议。
　　茅于轼：对。其实老百姓迟早会明白我的意思。你现在不明白将来也要明白。那完全是政治家搞出来的名堂。
　　南都周刊：不少人担心有战争的威胁。
　　茅于轼：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要把中国变成亡国奴。美国不可能，美国占领了日本占领了德国也没有把它们变成亡国奴啊，日本更不可能把中国变成亡国奴，它已经占领一回，教训也够惨的了。
　　南都周刊：有说法认为您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太理想化，比如说50年之后就没有战争了。
　　茅于轼：50年以后没有战争是很有可能的，两代人嘛。不过我的理想不是幻想，跟马克思不一样。我的理想是迟早要走的路，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很现实的，只是比较远。世界和平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走到这条路的，现在也在慢慢地走。比如说裁军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裁军。我比较偏重于理想。但我要强调我的理想不是幻想，不是乌托邦，是最后人类的目标。这个一定要看清楚。
　　南都周刊：最近大家都在说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据说高层也在看。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没看这本书。我看到网上谈论这本书，吸取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我觉得很适合中国的情况，中国需要吸取这个教训。法国追求平等自由结果走向反面，变成了没有自由没有法治的状态。
　　南都周刊：如果反对暴力革命，那我们想要的东西和现在的维稳有什么区别？
　　茅于轼：我们需要稳定，但这样的稳定是讲道理的、法制的。区别是，现在的维稳还是用武力维稳，如果讲道理维稳那当然很好。
　　南都周刊：很多人说我们需要学会妥协，但是现在情况是有一方妥协，对方不妥协。
　　茅于轼：这是个比较难的问题。我让步了你不让步，那我也不让步，双方就对着干，这样结果很糟糕。我觉得从国内的情况看，还是要讲道理，你不让步我就跟你讲道理。国际上很难，但至少在国内我觉得要坚持说理。
　　南都周刊：但有人觉得现在舆论环境不如以前。
　　茅于轼：不会啊，我的书都出来了(笑)。这个各人有各人的判断，现在还看不出新的趋势变化。(.南.都.周.刊 .王.宏.宇,李.爽)

　　皮海洲:期盼A股市场做空时代早日到来
　　根据中国证金公司安排，转融券业务试点从2月28日起正式推出。有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意味着A股市场正式迎来了做空时代。
　　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就做空机制来说，从2010年3月31日融资融券业务推出时开始，做空机制就已经存在了。因为有了融资融券业务之后，投资者就可以通过融券来做空个股赚钱。至于为什么不认为做空时代来临了，是因为尽管有了融券这个做空机制，但市场却长期处于无券可融的状态，毕竟券商的股票品种是有限的，而且在股票下跌时，券商根本就不愿意把自己的证券融给投资者来做空。所以，A股市场尽管有了做空机制，但做空时代远未到来。
　　从转融券业务试点的情况来看，其实并未改变无券可融的局面。虽然推出转融券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市场无券可融的问题，但此次转融券试点确定的标的证券品种只有90只股票，不仅相对于A股市场目前2500余家公司来说数量太少；即便是相对于500只融资融券标的证券来说数量也非常有限。这意味着可以通过转融资做多的股票有500只，而通过转融券做空的股票只有90只。
　　不仅如此，即便是这90只标的股票，本身也是不合适做空的。90只标的股票基本上都是蓝筹股。这些股票的价格定位相对合理，甚至如郭树清主席所强调的那样具有罕见的投资价值。如果没有黑天鹅事件发生，做空这些股票是存在很大风险的，而且很难有较大的获利空间。因此，这90只转融券标的股票在一定程度上形同虚设。而真正适合做空的股票，转融券业务又不能提供。所以，就现阶段来说，尽管转融券来了，但做空时代仍然还没有到来。
　　证金公司作出这样的安排是不难理解的。毕竟转融券业务试点只是刚刚推出，证金公司有必要慎重一些，稳妥一些。如果真的将一些垃圾股早早纳入到转融券业务试点的范畴，不排除这些垃圾股的股价会被彻底颠覆，由此给市场带来的冲击将是巨大的。这样的事情至少在转融券业务试点阶段，管理层是不愿意看到的，它对转融券业务的顺利推出也很不利。并且作为一些中小盘股与绩差股来说，也面临着转融券的筹码来源问题。毕竟对于那些大盘蓝筹股来说，解决转融券筹码来源问题要容易很多。
　　但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希望在转融券业务试点顺利推出之后，证金公司能够尽快扩大转融券标的证券范围。首先是将转融券标的证券品种扩大到融资融券全部标的证券范围，也即500家。其次是协同沪深交易所进一步扩大融资融券标的证券范围，尽可能让融券标的证券的范围覆盖每一只A股股票。让A股市场的做空时代早日到来。因为就目前转融券业务试点的情况来看，至少存在两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一是转融券业务不是削弱了市场的多头思维，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的多头氛围。这实际上是对做空机制的颠覆，不利于投资者走向成熟，更不利于投资者通过做空来赚钱或减少损失。毕竟转融券试点带给市场做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与转融资带给市场做多的力量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二是不利于股票投资价值的合理回归，不利于投资者价值投资理念的形成。做空机制的精髓，就是通过融券做空让高估的股票价格回归到股票投资价值的范围。但由于目前转融券的品种有限，且以不适合做空的蓝筹股为主，而那些价格高估的股票又不能通过转融券来做空，如此一来，这些价格高估的股票定位就很难得到纠正了。(.证.券.时.报.网)

　　周鸿祎：我不做教父 也不想成为巨头
　　“我不想成为巨头，成为巨头的机会也已经过去了，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让互联网行业更好玩的人。”周鸿祎语速如往常一样地坚定而急促。
　　发旧的紫色运动衫里搭着一件红色的T恤，下身却配了条西裤，宽额圆脸的他一脸疲惫地窝在沙发上，时不时把两只脚翘在茶几上，想问题的时候用手摆弄一团卫生纸，不笑的时候眼神犀利冷峻。
　　但无论是公司市值，还是由卡位“安全”并向“搜素”等互联网核心领域的扩张与布局，在外界看来，奇虎360这家崛起异常迅速的公司，俨然已显现成为新一代中国互联网巨头之一的迹象。
　　但这正是周鸿祎最担心的，用他的话说“最可怕的就是公司快速地膨胀”。在外界看来赴美上市带来的风光，在他看来却是一个危险的开始——尤其是在公司管理与文化上遇到的挑战。
　　所以，他及领导团队时时刻刻在敲打着几千人的队伍。就如公司搬入新大楼这件事，这座地上建筑面积共约6.92万平方米、斥资超4亿元的总部，很多设计和功能让人联想起谷歌的总部。但搬家后，360总裁齐向东略有警醒地对员工调侃，百度公司的倒退或衰弱，或者说百度公司逐渐出现的腐朽、败落的气息就是从百度大厦正式投入使用开始的。
　　也就是在这座大楼里，周鸿祎接受了本报专访。在2个多小时的专访中，他颇具辩证地谈了他对领导、管理、危机、颠覆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这些都是近期他在思考“大公司病”中的所思所得。
　　辩证并非打太极，他的回答都很直接坦率，无论提到对手还是内部问题都直言不讳。辩证更多的是说他的“警惕心”，比如谈到当下360面临的挑战，他直言“从表面上看现在可能没有危机，但是在我看来处处都是危机。”类似这种思考在本次对话中比比皆是。
　　周鸿祎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不错的领导者，但是正在学习成为一个成功的管理者。“我这种性格的人是做不了一个教父级企业家的，我也不想去做。我更希望能扮演一个激励者、推动者、支持者的角色。”
　　所以他希望，将来颠覆360的，要么是自己内部团队做的产品，要么来自于自己投资的公司。这种胸怀，颇有他最推崇的企业家——乔布斯的风范。
　　把企业变成创业小分队
　　团队的规模不要太大。要能够很好地运作，减少扯皮和沟通，目标更明确
　　《21世纪》：你说一个企业成长遇到的最大瓶颈是：管理和文化。360是什么时候遇到这个难题的？
　　周鸿祎：上市之后吧。第一是公司上市了，不管你怎么觉得，别人都会把你当成个大公司。第二是公司内部会把自己当成大公司。第三个是上市可能会给人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大功告成了。之后，人员的膨胀带来文化的稀释。
　　这确确实实是我的感觉。一个公司变大了以后，就像一个人的体重从五十公斤增到一百五十公斤一样，不光是身上的肉增加了，可能你的胆固醇也都增加了，你的反应速度也慢了，你的心脏可能跟不上了，你的膝关节可能也支撑不了，你的骨头也出问题了。所以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公司快速地膨胀。
　　现在进来的人，会觉得来到一家大公司，有职业化的心态和打工的心态的人的比例可能会高一些。包括我们搬了新楼，环境还是不错的，但我也有一个隐忧，就是这种环境给了企业很多新人暗示，就是这不再是一个艰苦创业的环境了，因为创业环境都是在车库里，都是在民居里。
　　《21世纪》：具体来说，是什么表现？
　　周鸿祎：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创业公司里，你面临着生死的风险，很多人决策会变得非常果断，非常简单。这时你不会太顾忌面子，或者说什么人的某个感受，你会做正确的决定。但是公司大了，你做什么决策，可能短期内都不会关系到生死，所以这时候就会发现你和原来不一样了。
　　我今天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可能从长期来看对公司有伤害的，但是做这个决策呢，我就能不得罪你了，照顾到你的感受，由此可能很多人会因此做出这样错误的决策。
　　如果是小公司你就会被巨头欺负，有很多梦想实现不了，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比较喜欢崇拜大公司的，所以你想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理解，就希望公司规模做得大一些，但是大了也会有副作用。
　　虽然IBM的总裁郭士纳曾经写过一本书，《谁说大象不能跳舞》，这句话猛然一看很有道理，但是实际上你想一想，大象一定不能跟跳蚤做一样的动作。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把架构调来调去。
　　腾讯也好，阿里巴巴也好，他们都是几万人，他们调整架构也就是他们认为过去几千人的管理架构，到了几万人不一定合适了，对吧？或者几万人的某一个架构用了三年之后，又不管用了。对这种调整我特别能理解。
　　《21世纪》：在你看来，企业如何解决体量变大所带来的危机？
　　周鸿祎：首先，你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个企业保持一个合理的规模。第二，因为我在官僚化的企业——雅虎——待过，我觉得一定要把企业变成小分队，我非常反对在企业搞所谓的平台化的架构或者矩阵式的结构。我们既然是以产品为导向的公司，每个团队还是以它的产品、目标为导向，团队的规模不要太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能够很好地运作，减少扯皮和沟通，目标更明确。
　　亚马逊的CEO贝索斯也开玩笑说过，他们内部衡量小团队的标准是两张披萨可以吃饱。在大公司里呢，有时候你会不自觉地扮演一个螺丝钉的角色，你干了很多事都没有成就感，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用小团队能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我鼓励一种内部的创业文化。不要把创业狭隘地定义成非要自己开公司当老板。其实，你在公司有一片自己的天空，有一些合理的资源，然后你带着一些人发挥你的潜能，借着公司的平台把事情做得更大，也是创业。有相当多的人，如果公司给他提供一个舞台，他是能做得很好，但他真自己出去创业一家小公司，反而就做不好。
　　第三个呢， 高管是公司最重要的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一定要认可企业的创业文化，不能光靠我一个人拿着棒子在那儿跑来跑去。很多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多元化，创始人或者领导者太多野心了，最后没有那么多合适的人，管理文化又跟不上，一定崩溃。
　　以激励机制保持创新意识
　　在这里面要做好两件事：一个是精神文明，一个是物质文明
　　《21世纪》：你曾说过，你将来更愿意去做天使投资人，为什么？
　　周鸿祎：为什么我比较重视投资，也与我对大公司病的思考相关。
　　我觉得企业应该干好自己核心的事，外围想做的事，我的建议是采用投资的方式。因为我做过VC，我非常了解投资对创业者的激励。把他扶持成功了，投资人也获益。最好的管理是没有管理。如果有一个团队不需要你去管理，他能够自我设定目标、自我激励、自我驱动，这是最好的。
　　我觉得我这种性格的人是做不了一个教父级企业家的，我也不想去做。我更希望能扮演一个激励者、推动者、支持者的角色。你不觉得柳传志就是这样做的吗？他找对了两个人，就不用操心了，我就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否则就算你像诸葛亮一样，很聪明，是天才甚至是鬼才，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吃饭也顾不上，可你能做的事还是有限的。
　　《21世纪》：360是怎样保持员工的创业意识？
　　周鸿祎：激励机制最重要。在这里面要做好两件事：一个是精神文明，一个是物质文明。当然这是我的个人意见。
　　精神文明就是说你要给他一个目标，让他的目标非常地明确，然后让他能做成这件事。那一定是一个非物质的目标，他能够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能影响很多人，能够改变世界。
　　物质文明呢，靠工资、奖金的这种奖励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超一半的股权是在投资人手里，剩下的基本上差不多超过一半，将近24%是员工的，甚至员工的整体的持股比例比我的还高，360肯定是行业里给员工分享股权比例最高的公司。
　　我们一个工程师在这里干了几年，通过他的努力，可能挣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他在北京买得起房子。他自己做公司都不一定能挣到这么多，这样谁不愿意去为你做事呢？
　　坦率地说，玩各种管理技巧，制定复杂的管理规章制度，然后去搞什么KPI考核，这个东西确实不是我的强项。所以对我来说也很头疼。
　　《21世纪》：我看到你在内部会议里说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您准备把OA服务器砸了，还戏称这是现代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能还原下当时的情形吗？
　　周鸿祎：这倒不是一个故事。我一直认为在公司做管理，要追求管理的必要性，不要追求充分性。管理是个手段，公司这么大了，要保证不出错，所以没有管理是不行的，没有规章制度是不行的。但是你不能为了追求完全不犯错误，把管理制度搞得极其完美、极其严密。要知道，管理是有成本的，管理不是省钱，是花钱；不是提升效率，是降低效率，它是用降低效率来获得安全感。这是我的理解。
　　我经常讲的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我的理解。有一天，惠普的创始人发现公司的工具间上着锁。原来工具间的门晚上是敞着的，里面有很多原材料，晶体管、集成电路什么的，员工随便拿，他睁一眼闭一眼，因为他知道员工拿回去也是做实验，要么是提高自己的水平，要么偷偷地搞点发明创造，对公司是有帮助的。后来来了新的主管，觉得员工不应该拿公司的原材料，就把门锁了。结果创始人就找了一个大钳子把那个锁剪掉，把门推开。通过这个事，他是在传递一种价值主张。
　　很多企业能保持价值主张和文化，是因为创始人在。很多职业经理人接班之后，做决策的时候，他就会想，我对董事会怎么交代，对老板怎么交代，别人怎么看我。创始人是不会考虑这么多的，创始人只考虑说这件事做了对企业是好还是坏。
　　保持危机感
　　一个真正自信的企业要不断地找自己的问题。所以我的文化是挑战与自我挑战
　　《21世纪》：在你看来，360还有其他的危机吗？
　　周鸿祎：我觉得360现在谈不上危机。只是在没有危机的时候，我天天在说危机感。一个真正自信的企业要不断地找自己的问题。所以我的文化是挑战与自我挑战。我们很多团队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可能用户也上亿了，但是我在年会上说我们显然没有做到最好，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挑自己的不足。
　　但是从表面上看现在可能没有危机，但是在我看来处处都是危机。
　　这些危机，更多的可能不是来自于大公司的抄袭、模仿和泼脏水，这些东西是可以应对的，真正的危机是来自于你所不知道的一家小公司正在用颠覆性创新的武器对付你。
　　所以我说，大家面对小的创新的东西时一定要抛弃老大的心态。老大的心态是什么？第一是看不见，第二是看不起，第三是看不懂。当年瑞星、金山看360肯定也是这个过程，第一是看不见巨大的用户需求，第二是看不起我们搞的什么杀毒软件，第三是看不懂我们搞免费杀毒。最后一步就是晚了，当你看明白了已经晚了，市场已经被别人夺走了。所以我是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有一天，360也会被别人颠覆，这一定是必然的。我希望能颠覆我们的，要么是内部一个团队做的自我颠覆的产品，要么来自于我们投资的一家公司做的产品。
　　《21世纪》：你在看这些“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的小企业吗？用什么方式在看？
　　周鸿祎：我们有一个行业的研究中心，这是我直接领导的。同时投资部门也在看。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所以我要求我们高管，还有我自己，每个月必须出去和外面创业的小团队吃饭，去混，去交流。然后你才能了解到这个行业新的东西。
　　屌丝之所以能逆袭，是因为他接地气，离用户近，他能知道很多用户的需求。但是当你做成了高富帅了，你离用户就远了，可能就不敏感了。
　　《21世纪》：你很推崇乔布斯，如果有机会和乔布斯面对面的话，你会问他什么问题？
　　周鸿祎：这得让我想想。我肯定有很多问题要问他，但是我确实觉得他的管理模式学不来，他是很独特的一个人，苹果以他为核心打造一套体系，这套体系可能换了其他人就不适合。 我觉得乔布斯有一些很特色的东西，也有一些特别另类的东西，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学，但学到了却不一定管用。
　　其实我特别想问的是，他到底怎么来保持他手下的团队，能够长期迎合他的这种高强度的要求和挑战的。
　　《21世纪》：你常说要做颠覆者，也许未来360也会成为互联网的巨头，你害怕成为巨头，成为被颠覆的对象吗？
　　周鸿祎：我不想成为巨头，成为巨头的机会也已经过去了，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让互联网行业更好玩的人。
　　我是最反对巨头的，巨头存在的代价是牺牲了很多年轻一代的成长的。可能如果没有我，这个行业，说难听点的话，会变得更加闭塞，大家也承认这一点。我起来挑战了巨头，而且让巨头发生了变化，这可能也是我的一种成就感。
　　我能够做到stay foolish
　　我也有很多优点，比如我可以坦承我不懂、我不明白。越是有压力，越冷静和理性
　　《21世纪》：你自己觉得你的优缺点是什么？
　　周鸿祎：其实我有蛮多缺点和优点的，因为我是一个气质比较突出的人 。
　　我的缺点，第一有时候确实不会掩饰和包装自己，所以说话过于直率，当然直率有直率的好处，但是有时候也会得罪一些人，或者伤害到一些人。第二个就是脾气比较急，所以有的时候会过于急躁地做一些决定，当然这个慢慢在改进。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比较情绪化，有时候会沉寂在一种情绪中，可能半天才能拔出来。我也会沮丧。在战场上，那些成功的战士并不是不会害怕，他们也会有恐惧，但最重要的是他能控制自己的恐惧。只不过很多企业家只让你看到光鲜的一面，他不会让你看到他不好的一面。有人说我CS打得很好，但是打CS的时候如果突然背后有敌人，我也会惊慌地逃跑，这就是本能。这并不是说明我是一个胆怯的人。
　　但是我也有很多优点，比如我可以很坦然地去剖析我自己的错误。 第二个，我觉得我其实能够做到stay foolish，也就是说我可以坦承我不懂、我不明白。第三个我很固执。还有一个，越是有困难，越是有压力的时候，我反而会更加地冷静和理性。
　　《21世纪》：你觉得一个成功企业家需要具备哪些特质。你成功了吗？
　　周鸿祎：我不觉得我成功了，或者说从某种程度上我也觉得我成功了，因为我的成功标准跟大家不一样。我的成功标准是我做的这些产品是不是改变了世界，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我的免费安全做得很好，我的浏览器做得也还差不多，但是我一看到微信，又觉得自己逊色很多，所以又觉得自己不成功。
　　《21世纪》：你真的不用微信吗？
　　周鸿祎：我不用微信。我觉得微信的成功有太多的偶然和必然了，毕竟腾讯有这个DNA，而且腾讯很有运气，碰上了张小龙这样有创业感觉的人。
　　确实，微信的成功给了我们巨大的压力，我们也在思考，未来在移动互联网怎么样能够再去做一个新的东西。回过头来看，颠覆微博的不是第二个微博，而是微信。那么颠覆微信的肯定也不是第二个微信，可能是另外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更好玩的东西。我觉得360要做搜索，做搜索还是有机会，而且在无线领域的搜索，有更大的机会。(.2.1.世.纪.经.济.报.道 .张.勇)

　　周鸿祎习惯以“屌丝”自称：管理者没有天才
　　2013年春节前，周鸿祎带领一帮IT男上了上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节目，介绍奇虎360的发展历史和主要产品，甚至用公开手机号码的方式，展示360的电话拦截功能，吸引了不少眼球。
　　作为奇虎360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中国互联网界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周鸿祎总在风口浪尖。
　　在多数媒体的描述里，这个湖北人聪明好斗、四处征战，先后与马云、马化腾、雷军等人交恶，因去年8月推出搜索引擎，他的最新对手是百度的李彦宏。周鸿祎所经过的战场都很轰动，以至于上月底一张他和雷军在电梯旁交谈的照片引起了互联网上的震动。甚至，有网友为半年前还水火不相容的周雷二人杜撰对白。可周鸿祎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他向来不记仇，也不会刻意避开谁。
　　周鸿祎早年创建3721，开创了中文上网服务；2003年，3721被雅虎1.2亿美元收购，周鸿祎出任雅虎中国区总裁。2006年，周鸿祎投资奇虎360公司，推出360安全卫士，率先祭出反“流氓软件”的大旗，两年内又推出全世界首款真正永久的免费杀毒软件，随即奇虎360在中国互联网界迅速崛起。之后，360浏览器顺势而出，一上线就压过了搜狗和遨游，成为了本土浏览器的领先者。2011年3月30日，奇虎360 在美国纽交所成功上市，如今近37亿美金的市值，让公司跻身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前五名，市值相当于两个搜狐。
　　尽管，一路宣扬“颠覆式创新”的周鸿祎习惯以“屌丝”自称，也一向反对成为巨头，但是上市两年后，已有3500多名员工的奇虎360，也不得不开始面临“大公司病”的相关思考。
　　“我们很多人变成了表面是按公司所谓的制度和纪律在遵循公司的管理流程，实际是在给自己没有结果找借口，所以我们公司出现了，签一个东西能签几个月，很多事几个月没出结果，然后告诉我这东西是在OA系统里的情况。开始我猛然一听以为OA系统是个有魔力的东西，那天我就把谭晓生(360公司CTO)叫过来，快告诉我OA服务器在哪儿，我准备把它砸了。”周鸿祎半调侃地警示员工。
　　之后，他在微博上写到：司马光砸缸，别人看到的是机智，我认为这更是勇气。如果缸是企业的管理制度，而救人是你要达到的目标，你敢不敢打破这个缸？没有管理制度，企业玩不转。但任何管理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天条，它是为企业实现业务目标服务的。如果因为流程和制度而拿不出来结果，那就该到了砸缸的时候了。
　　在产品经理出身的周鸿祎看来，天才之说只存在于技术层面，而不可能是管理领域，自己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却不是好的管理者。
　　他曾说，公司超过1000人，让他做管理会很头痛。近年来，在他每年长达一百本的推荐书单上，大部分都是管理学类。比如他最近发给高管层的书就包括《团队的五种机能障碍》和《CEO的四大迷思》。(.2.1.世.纪.经.济.报.道 .沙.春.利,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