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件件腐败案中，公众发现查到的贪官大多有“不正当性关系”，而最近一段时间，他们还发现，拥有多个身份也是涉嫌贪腐案件的特征之一。

　　如果将身份证比作扑克牌，每个普通人只有一张，但是他们一下子就能打出好几张。

　　郑州“房妹”一家四口均是双户口，“房姐”龚爱爱一人有4个户口，陆丰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现任陆丰市公安局党委委员赵海滨，被实名举报有两个户口，190多套房产。原云南省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高严，早在2002年已外逃到澳大利亚，通缉信息显示，高严拥有“高严”、“高庆林”和“张传伟”等至少3个不同名字的身份证，还拥有四本护照。

　　上述拥有多个身份者有个共同特征，他们或为官员，或为核心机构高管，他们之所以要拥有多个身份，是因为他们需要在不同场合扮演不同角色，他们甘愿人格分裂，或者是想掩饰，或者是想额外占便宜。

　　首先，政府规定公务员不得经商，为逃避该规定，自然需要多办户口。政府不让官员经商，是因为一旦官员涉入商业，必然对其他同行产生不公，不利于公平竞争，这和禁止军队经商一个道理。 但在利益面前，往往有人难抵诱惑，额外办理一张身份证，比委托一个代理人成本还要低，即可分身有术，逃避监管。尽管他们有多个身份，但外界却很难分清楚这种区别，既可享受权利带来的资源，又可逃避公务身份带来的风险。

　　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转移灰色收入，避免资产总量大太过招摇，拥有多个户口，还可以狡兔三窟，增加查处难度。 从这个角度考虑，政府对拥有多个身份的官员监管成本无疑要增加很多，此外，靠灰色收入迅速崛起的阶层，也往往拥有多个户籍，他们在社会中被认为拥有特殊能耐，可以靠贩卖政府关系牟利，他们资产来源不明，拥有多个身份可以分散风险。

　　当有人还在因计划生育政策没有身份，为升学、结婚犯难时，这些人却可以拥有多个身份。这种不平等，比房产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后果更严重，房地产占有不平等原因，除了贪腐原因，也与机遇、努力程度、个人能力等因素有关，而身份资源占有不平等，原因却是关系和人脉的差别，是寻租能力不同。普通人在这方面永远比不上既得利益者。

　　在我国，户籍制度一开始就被当作管控手段，农民被限制在田地中，大城市筑起户籍城墙，这种制度和福利、身份、地位等联系在一起，没有身份证明就意味着在这个国家没有名头，但现在出现的种种案例说明，对既得利益者而言，他们可以轻易拥有多个身份，这些限制就像纸糊的墙一样，而在普通民众面前，这些墙却是坚固的城墙。

　　作者：余胜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