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当前多达12个省居民收入未跑过当地GDP，GDP与居民收入增长在统计时的不可比和数据打架问题等，令人关注。已公布2012年城镇居民收入数据的24个省中，高达一半省份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河南、广东、浙江、上海和北京等省市的居民收入增速低于9.6%的全国平均水平，连续五年GDP年均增速达16%以上的天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连续三年的增速节节下滑，2012年增速为10.1%，低于2011年的10.8%和2010年的13.5%。

　　同时，尽管目前多省发布的居民收入数据，已剔除了价格因素，但GDP是基于不变值统计的，其统计方式是生产法，而居民收入数据则更多是基于现值统计的数据，其统计方式则是收入法，加之不论是全国还是地方都不公布GDP缩减指数和名义GDP增速，且其基于商品篮子的CPI统计与居民真实的商品篮子，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偏差。因此，以两种不同的统计方法和统计基数进行类比并不科学，若基于可比性原则居民收入增长至少应该是与名义GDP对比才具有可比性，而用GDP与居民收入比较，存在一些明显的统计问题。

　　我们认为，人们的一些担忧令人关注。事实上，连续五年GDP增长高达16%的天津，连续三年居民收入增速却低于GDP，当属全国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中国以资本密集化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在一些地方实际为一种低就业经济增长，即近年来单位GDP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持续走低，反映居民收入高于或接近于GDP的增长。这与现实有些不符。目前居民收入增长主要源自通过劳动带来的工资上涨，而单位GDP增长创造就业的持续走低，本身就意味着一部分居民未能或不可能有效分享GDP增长的福祉。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企业比重上升，部分居民比重下降业已得到佐证，且这也是政府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动因。

　　鉴于此，要保障2020年居民收入实现倍增，一则需走出以投资-出口主导的粗放式GDP增长模式，使单位GDP增长带来更多新增就业岗位。一则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降低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的比重。这将是努力的方向所在。

　　经济增长方面，目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依然是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投资，这需要改变。同时，全球经济复苏脆弱，内外需增长不确定风险依然突出，国内一些领域产能过剩，人口老龄化和适龄劳动力总量下降导致国内真实储蓄率趋降，要素资源对外依存度过高，加之经过上一轮巨额投资计划使地方政府和企业面临巨额负债等，意味着单纯倚重投资拉动GDP增长不可持续。

　　从收入分配改革角度看，要重新调整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与居民的比重，但要注意方式方法。其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效率是基于机会公平和程序正义的效率，而且公平是保障效率的公平，为提高居民收入也不宜在初次分配中强制压制企业蛋糕，因为这很容易导致企业因边际投资收益率下降而不愿投资，进而导致低效率、低经济增长与高工资、高失业并行不悖。其二，以税收主导的二次分配无疑应该减轻企业和居民税负，以利于经济增长。弘扬公平正义的二次分配，解决社会的不公平等问题。

　　当前确定的2020年实现GDP和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励志为民的良举。接下来，就是如何落实的问题。我们认为，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应该着重落脚在民众所享有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倍增方面。这样更为可行与实惠。公共服务倍增，不仅为推动制度变革以释放改革红利提供空间，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提供基础性保障，而且将为转变政府职能，聚敛经济内生增长活力提供动能，如政府职能转型为治理经济社会外部性，维系经济社会秩序的程序正义和机会平等，将降低整个社会的制度和交易成本，为私人部门致力于财富创造提供有效的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