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Illumina公司（NSDQ：ILMN）在美国圣地亚哥宣布，其MiSeqDx系统已获得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上市前许可（premarket clearance），成为首个获得FDA许可的第二代高通量DNA测序仪。

　　这家通过认证的公司，覆盖了全球90%以上的高通量基因测序仪器市场。而国内基因测序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如贝瑞和康、华大基因等，概莫能外地采用了其生产的设备。

　　获得许可，一直是基因测序市场参与者们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2012年4月，一封呈递至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举报信，指出国内基因测序分析龙头企业华大基因进口未经注册的基因测序仪及其配套试剂。

　　凡是用于人体诊断的仪器和试剂，在进入中国医院时都需经过药监部门批准，否则不得用于临床。而一项尚未在美国得到认证的设备系统，国内的进口、注册更无从谈起。“没有‘准生证’的产前检测术”，这是《南方周末》对该行业现状的概括。

　　此番FDA的许可，让曾经参与研发和推广Illumina测序技术的周代星看到了走出监管模糊地带的曙光。过去数年，他试图将基因测序这项颇受争议的技术带入中国的临床实践，并完成其商业化运作，而产前检测或许只是一个开端。

　　推向临床

　　2007年，时任Illumina亚太日本区测序市场销售总监的周代星即将迎来他的第二个孩子。当周陪伴四十多岁的夫人进行唐氏超声波产检时，美国医生告诉他，即便已使用当时最好的产检技术，也不能确保结果一定准确。

　　唐氏综合征，是新生儿出生缺陷中最常见的一种，发病率约为1/750。在中国，每年新增唐氏综合征患儿约2.66万人，平均每20分钟就有一位唐氏综合征患儿出生。

　　所幸的是，周代星的小儿子顺利而健康地降生。在孩子诞生前长时间的焦虑中，周代星查阅文献，发现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卢煜明教授在1997年发表于《柳叶刀》杂志的重要论文中指出：孕妇的血液中含有数万个腹中胎儿的基因片段。根据卢的预测，母体血浆中的DNA片段，有5%左右属于胎儿。

　　周代星受到极大触动：如果采用他一直推动的第二代高通量测序仪，是否能进行更精确的唐氏检测？——高通量测序技术始终贯穿于他的职业生涯，在加入Illumina之前，周曾在Lynx Therapeutics公司（被Illumina收购）担任生物信息部门经理，以及在康宁（Corning Inc.）任生命科学项目经理。当年8月，周代星登门拜访卢煜明。事实上，卢在发表该论文后的十年内，一直在研发荧光定量、数码PCR等各种技术，希望能够提高检测的精确度。在卢煜明的同事赵慧君教授的帮助下，周代星获得与卢共同开展双盲试验的机会。

　　实验最终成功，由此，周代星尝试说服Illumina公司高层做临床应用。但Illumina在个人基因组测序服务中已开始遭遇挑战——

　　首席科学家Mostafa Ronaghi曾公开表示，获取DNA数据的能力已经超越对这些数据进行解读的能力。来自胎儿的巨大信息让医生和父母难以理解，“全基因组测序就像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斯坦福大学法律专家Henry Greely如是说。

　　直接向临床的跨度对于当时的Illumina来说并不容易接受。周代星因此转战Illumina的竞争对手Life Technology公司，希望继续推动产品的临床应用。不过，Life高层更希望直接发展癌症临床应用，周代星最终决定自己创业。

　　“中国式”落地

　　在美国，因“选择性生育”等伦理问题，产前基因测序的商业化被有意识地放缓。但通过参比实验室（CLIA）途径，基因测序技术可以进入临床而免受FDA限制。

　　而在国内产品注册制的背景下，产前基因检测不免陷入“灰色地带”。卫计委印发的《医疗机构临床检验项目目录（2013版）》中，并不包含贝瑞和康和同行华大基因所倡导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卫生部科教司对媒体表示，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的评估论证并未做过。

　　但这并没有阻碍产前基因检测在国内各地兴起的势头。贝瑞和康和华大基因都是这场暗涌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对贝瑞和康来说，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得以临床实践并走向市场，除了其创业团队在高通量测序方面的技术积累外，中国工程院夏家辉院士等医学专家的支持，以及高通量测序设备成本下降带来的产业红利，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周代星回国创业后才了解到，对于出生缺陷的防治工作，国内学界主要存在两派分野：精准路线派和广泛覆盖派。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夏家辉为代表的精准路线派认为，产前检测是一件关乎生命的严肃事件，要么不做，要做就必须做到诊断级别——趋近百分百的准确度。而广泛覆盖派则强调广度，以超声检查或血清筛查等更为低廉的方式，覆盖更多的孕妇，但这些方式由于技术限制往往意味着较低的准确度，漏掉三成到四成的异常孕妇。

　　在贝瑞和康公司把卢煜明的方法论付诸临床之前，人们只能通过羊水穿刺、绒毛膜取样、脐带血取样等侵入式检查，提取细胞完成胎儿核型分析。而最常见的羊水穿刺，伴随着约0.5%的流产风险。

　　2008年，周代星前往长沙拜访夏家辉，提议将测序技术用于产前检查并得到夏的支持。国内首次的回顾性临床试验旋即在湘雅医院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始展开。恰逢此时，Illumina新款测序仪开发成功带来了检测成本的大幅下降，让测序技术作为检测手段成为可能。

　　2010年底，在湘雅医院召开的一个会议上，贝瑞和康首次公布了120多个样本的测序结果，以100%的灵敏度和99.71%的准确率，证明技术的可行性。第二年5月，贝瑞和康又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展开难度更大的前瞻性临床试验，以绝对的双盲法，再次证明技术的实用。

　　在2011年3月卫生部召开的专家组会议上湘雅医院和贝瑞和康共同合作的临床试验得到肯定，随后，湖南省卫生厅给予其准入证，开始临床试点。

　　贝瑞和康在地方辐射的序幕随之拉开。由于同一地区低级别医院习惯跟随高级医院采取某项新技术，因此获得湘雅医院首肯的贝瑞和康，在初期抢占了渠道竞争的先机，迅速把无创产检复制到其他七家湖南省内医院。

　　沿用“先找地区权威医院”的思路，贝瑞和康用两年的时间，进入到全国30多个省份超过350家医院。贝瑞和康的市场铺陈得益于已经存在多年的产前筛查、产前诊断中心全国网络，相当于在原有的机制上引入了新的技术，从产业的角度来说，不需要再进行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

　　关于与医院合作的具体方式，贝瑞和康或华大基因与从事第三方检测的同行并无明显差异：要么由医生推荐孕妇到有合作关系的公司做检测，要么在医院抽血，把样本送至检测机构，双方在利润上分成，具体的分成比例因医院而异。

　　真正的市场入口在哪？

　　在周代星看来，无创DNA检测是传统血清筛查的有效补充：一方面，劝说经济条件允许的孕妇同时进行两项检测，进一步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另一方面，从接受血清筛查的人群中找出高危病例，对其中不接受有创诊断或无法进行有创诊断的人群进行无创检测。

　　对于普筛，周代星保持了足够审慎的态度。他认为，基因测序必须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才能把所有情况摸透，而冒进的后果难以估量。检测案例的大量涌现，正在把过去不为人知的现象暴露出来。比如，限制性胎盘嵌合下，胚胎和胎盘的核型情况复杂，可能会导致假阳性检测结果的出现；而辅助生殖技术、双胎妊娠等是否会影响检测结果，目前还没有定论。

　　继2011年获得君联资本A轮融资之后，贝瑞和康在今年年中完成了数亿人民币量级的B轮融资，由启明创投领投。资金一部分用于提升产前检测服务的质量。“越到后面，检测本身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周代星说，贝瑞和康正在对一线人员进行扩容，提升检测报告完成后对孕妇的后续服务能力。而这场扩容的另一目标，则是以专业技术人员更深地嵌入全国的产前诊断中心网络。

　　在贝瑞和康的业务构成中，产前基因检测占据60%的份额，科技服务约有30%——实际上，在创业之初，为科研院校和机构提供测序的技术服务，是贝瑞和康重要的收入来源，“公司发展前期需要存活下来，以此供给我们在临床产前检测方面的技术投入。”对两项业务间的关系，周代星描述说。

　　但对贝瑞和康而言，产前基因检测并非长期的市场目标，下一阶段，癌症检测才是其更重要的阵地。核心技术将沿用高通量测序，但临床试验还需再走一遍产前基因检测所走的道路。

　　这一市场上，有两种可供借鉴的模式。其一是由23andMe引领的解译基因组服务。由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的夫人安妮·沃西基创办的这家公司，通过DNA测序，让人们可以了解自己的家族起源、遗传性疾病和过敏药物等。

　　与此同时，23andMe开放API，让开发者基于海量用户的基因数据开发创新性的工具和应用。截至今年9 月，23andMe已经建立了一个40万人的数据库。

　　但23andMe服务的争议从未停止，一些人担心对基因信息的过度解读以及基因歧视等问题。而FDA近日叫停23andMe的个人DNA检测服务，理由是其服务尚未取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而偏向下游的信息医药模式，则被周代星看作贝瑞和康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今年9月登陆纽交所的Foundation Medicine公司（NSDQ：FMI）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与药物的使用密切结合，检测出某种突变，再决定能否采用某种具体的药物”，而贝瑞和康已经以肺癌检测为切入点对此做出尝试。

　　不过，德创投资合伙人张彬彬认为，两种模式之间并无沟壑。相反，基因解译服务能够帮助潜在新药研发数据库的快速有效建立。同时，社交化的模式可以帮助特类疾病（例如白血病等）患者进行更高效的治疗——“真正有效救人，并且避开了一些伦理难题”，未来十年会帮助更多中产阶级人群享受更高品质的生活。

　　而周代星认为，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现阶段的基因信息服务更像是一件奢侈品，“很难有定论，即便人们知道了可能性，又能马上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