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姚建莉 浙江宁波报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法治中国，提出审判公正化、职业化、去行政化这三方面的改革要求，将审判权改革置于重要地位。

　　而早在今年8月份，宁波江北区法院就已经先行一步，试水“1+4大陪审”制度，分离了案件事实认定权与法律适用权，开始在审判权领域实施改革。

　　江北区法院院长周兴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江北法院将改革重心放在司法公正的保证上，除“大陪审”外，他们还探索了邀请检察机关列席审委会等改革。

　　“1+4大陪审”制

　　4个多月前，一起证券纠纷案件，将宁波江北区法院拉入审判权改革的阵营，“1+4大陪审”制度第一次为人所知。

　　“1+4大陪审”制度，即1名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外加4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不同于以前合议庭1+2的组合，人民陪审员数量增加了2名，“能让陪审员在事实认定上起主导作用。”宁波江北区法院院长周兴宥说。

　　周兴宥称，虽然合议庭中人民审判员参加的案件比例达90%以上，但原来人民参加陪审的积极性不强，基本是法官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因为有法律门槛，他们很少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他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审判由人民做主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流于形式化，甚至被反对者质疑“没有法律素养的人民决定审判是否会影响司法公正”。

　　这是全国普遍面临的问题，从制度实施以来，各界对陪审员制度负面评价一直不断：未经法律训练、平均知识水准不高，耗费巨额金钱和效率低下。

　　不过在争议的环境中，陪审团制度的改革也从未断过。2004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2010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安东呼吁建立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团制度。同年4月6日，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刑事案件时，审判席两边增设了“人民陪审团”席位，11名人民陪审团成员全程参与庭审，并向主

　　审法官提交了评审意见，作为合议庭判决的重要参考。

　　而宁波江北法院的“1+4大陪审制”，最大特点在于，案件事实认定权和法律适用权相分离，也就是说，4位人民陪审员职能在于认定事实究竟如何，而非对案件结果做出判断，而涉及到专业性法律问题，还是由审判长来决定。

　　不过，“大陪审”仅适用于事实争议较大、法律争议不大的合议庭民商案件。在审理之前，法院会对案件进行初步的筛选。在排除无效证据后，法院会把事实认定的主导权交给人民陪审员，如果出现多数以上认为事实不明朗的情况，则原告有责任来举证说明事实。

　　周兴宥认为，审判过程分离了事实认定权和法律适用性，陪审员法律素养不足的担心就会被摒除在外，而且没有了法律门槛，人民审判员积极性高涨，且事实认定更依赖于经验，人民陪审员的选拔考虑更多注重学历、智商、社会声望和社会经验等。

　　检察机关列席审委会

　　11月5日，江北区人民法院审判改革再跨一步，人民检察院第一次派员列席江北区法院审委会会议。

　　周兴宥指出，“1+4大陪审”制度是对外公开， 检察机关列席审委会则是内部监督机构，“因为有些案件不能向社会公开，比如审委会案件，就只能向内部公开。”

　　尽管法律上并无检察机关参加法院审委会的具体规定，但江北法院改革赋予了检察机关相关的权利。

　　据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江北区法院审委会会议分为两个环节：讨论和表决。检察机关只能参与讨论，并没有表决权，而且讨论提出的意见并不一定会被法院采纳。

　　江北法院方面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近一年的实践中，法院还未采纳过检察机关意见，“一方面，检察机关基本与法院意见一致，另一方面，他们的意见基本属于少数，需要服从于多数。”

　　如果检察机关的意见基本未被采纳，那这一做法的意义何在？周回应，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内部监管来倒逼司法公正和展示司法公正。

　　他解释道，目前法院不对外公开的案件主要依靠自律监督，但实际上难以避免人情干扰和出现不够认真负责的情况。而一旦存在检察院这个第二方，即使对方采取直观判断，审委会开会也会更加严谨，减少不公正的倾向性。

　　另外，他强调检察院派员列席参与，也能促进相互了解，提高检察系统监督的能力，“如果相互合作的单位对另一方认知存在误区或盲区，也会造成司法效率低下。”

　　而如果涉及到起诉检察院的案件，法院是不会邀请对方到场的，至于这些案件如何监督，他们暂时没有遇到，也未制定应对方案。

　　虽然浙江宁波的改革颇有进展，但审判权改革障碍并不仅止于此，因此改革还需深入。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兰荣杰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审判权改革障碍主要在于：法院人、财权不独立；审与判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法官待遇和权力范围不匹配。

　　但正如周兴宥所说，江北法院的审判权改革主攻司法公正，一旦有了监督突破口，司法公信力也会找到提升空间。（编辑 吴红缨）

　　作者：姚建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