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监管部门对事件的反应是过慢还是过度？

　　此次事件的焦点之一是监管部门的反应时机和力度。一些专家和基层疾控部门认为，12月19日食药监总局和卫计委暂停使用涉事企业所有批次疫苗是过度反应，会带来疫苗接种的暂时短缺。然而公众舆论则认为，两部门的强力举措应该来得更早些。

　　如何评价监管部门的反应呢？现代行政管理的准则之一是比例原则，即国家所采取的手段造成人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和所欲达成之目的之间，不能显失均衡。孩子的生命无价，家长的痛苦无法用金钱弥补，这些观点当然都对，但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还需考虑大范围停用疫苗后，婴儿感染乙肝病毒的概率上升，给社会所带来的恐慌，甚至是企业承担的经济损失。

　　换言之，在什么时间节点采取何种控制措施，不是某个官员拍脑袋说了算，也不是愤怒的受害者说了算，更不是个别媒体说了算。而是政府在权衡全社会各利益相关方的各种利益诉求的基础上，作出理性的决策。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权衡是否太过抽象？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是监管政策成本收益分析，即通过科学计算和比较某项监管政策给社会带来的总成本和总收益之后，原则上选择实施那些净收益最高的政策措施，这也成为判断监管行为合法性的基本标准。在本次事件处理中，监管部门根据“控制措施与风险程度相适应”的评估方法，有步骤地采取了暂停使用涉事批次、全部批次的措施，这是令人欣慰的。

　　第二，民众的认知与科学家的判断为什么截然相反？

　　笔者比较了各大媒体和网上论坛的舆情，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民众对疫苗的猜疑越来越多，而专家对接种疫苗的必要性以及国产疫苗质量始终信心十足。

　　那么，孰是孰非呢？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通常会出现群体安全焦虑与个体风险漠视并存的独特现象。其特征包括，一方面人们乐于享受现代化和大工业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缺乏防范具体风险的必要常识，个别风险事件容易被无限放大，甚至出现大范围恐慌。许多发达国家在环保、核能、食品药品安全和安全生产领域，都有过这样的痛苦经历。

　　导致该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例如社会矛盾增多让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同时个别媒体的非专业化引导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还有现代科学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

　　具体到此次事件，2012年中国新生人口1635万，同期一岁以下婴儿死亡率为10.3%。，粗略计算，平均每天有461名新生婴儿死亡。同时中国产妇住院分娩率在96%以上，加之我国产检的准确性还有待提高，为阻断母婴乙肝传播，绝大部分婴儿出生后24小时内在医院接种疫苗，于是造成了“每天因乙肝疫苗死亡数百婴儿”的联想。这种联想当然很荒谬，但我们不能就此责备民众的非理性，此时掌握专业知识的科学家开展风险沟通以及政府主动公开信息就显得十分必要。若与之前的同类事件比较，此番监管部门的举措是及时有效的。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官员需要积极回应民众诉求，但监管部门要保持自主，不受任何社会团体或利益集团左右。

　　第三，市场和企业在此类事件中可能扮演何种角色？

　　事件发展至今，人们从最初对婴儿死因和疫苗质量的讨论，逐渐转移到对深圳康泰的关注，尤其是对其占据国内一类乙肝疫苗60%市场份额的质疑。这算是抓住了事件的核心。

　　从理论上说，政府监管是纠正市场失灵的手段之一，它是对市场的补充而非替代。我们要监管好市场，首先必须了解市场机制本身。美国是现代监管型国家的典型，其所有监管行为都建立在市场运作的科学模拟之上。换言之，如果监管政策不符合市场实际，最终会失效。

　　有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政府采购会给企业设定合理利润空间，让企业致力于提升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降低成本。然而我们在这方面吃过不少亏，政府做了不少本该由市场来做的事情。例如不合理的药品定价机制是“铬超标胶囊”事件的成因之一，过高的生鲜乳标准一定程度上促使奶农非法添加三聚氰胺，所以有了后来修订乳品国标的争论。

　　在上述事件中，与其说是生产经营者基于利益驱动恶意造假，还不如说是其为了维持生计的无奈之举。这次事件也同样，自从发改委对一类疫苗限价以后，国产乙肝疫苗的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企业主要靠庞大的市场需求获取利润。深圳康泰之所以能占有半壁江山，与当前各地“价格优先、质量合格”的药品招标政策不无关系。由于事件尚未有调查结论，我们不好做太多猜测，但其中可能的关联性值得深思。

　　乙肝疫苗事件可以转化为良性危机，它告诉我们：在风险社会中，科学家应该独立从事风险评估，理性分析风险程度高低和危害大小；监管部门在科学数据的基础上进行风险管理，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同时自主决策和执行；政府、专家和企业要借助媒体平台与民众进行广泛且深入的风险沟通，尤其是媒体要提升专业化水平。总之，要让政府、科学和市场各归其位，而不是缺位甚或错位。（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