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钱吗？11月末，M2余额接近108万亿元。前11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8.41万亿元，同比多增加了6600亿元。无论是历史总量还是当年增量，钱都不能算少，甚至就在这些年，货币超发和通胀都一直是讨论热点。既然钱这么多，为什么在今年6月以及12月银行间市场的利率陡然高涨，以至于人人争说“钱荒”？

　　一切缘起去杠杆化。

　　李克强总理在货币政策上的表态非常明确：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他用“抱薪救火”来形容放松银根和多发赤字。薪不尽，火不灭，最后杠杆没完没了，越加越高。总理给出的方向是盘活存量，而不能总是靠央行定期释放流动性。不过，长期对“央妈”放水的依赖使得市场敏感脆弱，温室里住惯了，稍微有点凉风就如临大敌。

　　这样的风险，在改革之前其实就是明了的，无论决策者还是利益相关者都心知肚明。问题的关键是怎么一边去杠杆化一边把控风险，一点一点地把杠杆降下来，让市场承受一些波动，让银行等金融机构承受一些压力和损失。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银行等金融机构热衷于表外业务和同业业务，也就是中国意义上的影子银行，渐渐做成了规模，做成了模式，也做大了风险。由于表外业务不用计提风险准备金，杠杆效应更加显著。银行通过同业业务和理财产品借来资金，然后投向房地产和地方投融资平台。在以前，银行间市场的钱充足，不愁借不来，而房地产和地方投融资平台对利率不敏感，多高都敢要，这中间的利差很是丰厚，银行也乐得赚个盆满钵满。现在“央妈”不像以前一哭就给糖了，还在一点一点地推动去杠杆化，逆回购的节奏越来越慢，导致银行间市场的钱借得越来越不容易。借来的钱大多是短期，贷出去的钱大多是中长期，这种错配一旦市场系统性突变，比如货币政策思路调整，就极容易导致流动性顿失，也就是所谓的“钱荒”。

　　更进一步，我们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靠投资驱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靠政府投资驱动。政府做了很多基础设施的投资，促进了中国经济自不待言，但同时这些投资强烈地依赖货币输血，只要有钱就有投资，导致大量的钱都进入到这样的投资之中。基础设施投资本来回报时间就长，再加上效率损失，于是大量进入的钱都沉淀在这种投资里，货币周转率速度降下来了。而地方政府和国企的投资对利率实在谈不上敏感，他们配置资源的愿望和能力越强，杠杆就越不会降下来。去杠杆化的工作虽是央行来做，但做得成不成还得看地方债和国企方面的改革有无进展。这就是我们改革的特色，环环相扣。

　　所谓的“钱荒”不过是去杠杆化过程如期而至的风险。风险并不可怕，什么事没有风险，吃个饭还有风险，一不小心还会硌牙卡刺。但饭还是照吃，吃米饭的时候多淘淘，吃鱼的时候放慢吞咽的速度。既然要改革，就要提高对风险的容忍度，改革哪能没有一点风险呢，重要的是如何控制风险。如何在风险中求得突破，如何在释放风险的同时加强对风险的检视和疏导，就成为了改革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