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不可操之过急的观点其实一直存在。

　　其实，这一项改革除了专家学者多年来的呼吁外，在国家的政策文件中已时常被提及，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表述为“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从政策面的谨慎“情绪”来看，一步到位显然并不现实。

　　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有利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金融机构的集聚，提升金融体系的国际化水平，也会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同时，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有利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满足市场主体对外投融资的需求，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回顾历史，早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使人民币成为一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1996年，我国正式宣布经常项目可兑换；本世纪以来，随着国力增强以及利率、汇率、国有银行和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化，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越来越成熟。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日前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和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再启开放的力量”2013年会上表示，一个信用货币的信用主要体现在其有没有稳定的购买力，所以国际信用的发行国需要承诺币值的稳定、强有力的贸易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最后才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她认为，货币自由兑换其实对应的是行政管制的退出，但并不意味着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自由兑换体现的是国际需求，资本市场的限制体现是国家的利益，所以中国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实现平衡。

　　但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表达出了不同的观点。张春认为，在人民币国际化等一系列国际金融业务需求大量增加的背景下，人民币资本项目兑换是可以放开的，他认为中国巨量的外汇储备足以应付可能出现的资本大量流出风险，并且他认为，在必要的时候，放开的资本项目可以随时关上。

　　尽管如此，目前业内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绝不是一个可以独立进行的改革项目，其牵一发而动全身。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所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需要花费的时间最长，并且这是一项循序渐进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

　　人们从上世纪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中已经认识到，在资本项目可兑换中，风险可控显得更为重要。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夏天的陆家嘴(行情,问诊)论坛的讲话中指出，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有弹性的制度安排，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国际经验表明，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仍然可以从宏观审慎角度对可疑资金、外债、短期资本流动等进行管理，从而有效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风险，趋利避害，发挥好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多个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各项具体开放措施在时间安排上也会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根据我国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改革基础条件的变化择机实施，成熟一项，推动一项。

　　至于时间的次序安排，正如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所言，金融改革肯定是从矛盾最少的那个领域入手，越难的改革可能所需要的时间会越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红日前在上海参加某论坛时特别强调，我们不要忘记亚洲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原因，对于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所要进行的金融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其时点的选择可能无法在历史的最佳时期把握，但时序的问题非常重要，它是决定风险可控的最重要的问题，它至少与汇率的灵活性要并驾齐驱；同时，国内的利率市场化与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关联度又非常高，所以，在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候，各项金融改革的时序把握应当更加注意。

　　人民币资本项目兑换从长远来看，无论是政策设计还是现实需求，它的更加开放在未来肯定是要走的路。挂牌成立不久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被称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试验田，金融改革引人关注。其中，在上海自贸区总方案的设计中，就特别提到，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在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等方面先行先试。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陈波说，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将是中国未来整体改革的样本，你要了解中国未来可能会发生哪些改革，看一看自贸区就行了。这也许并非一句玩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