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投行作为中国券商最重视的业务，一直被视为公司“名片”受到特别礼遇。例如在2004～2005年的熊市期间，深圳一家大型券商连续亏损，但投行业务部门不但年终总结会在风景区召开，且奖金丰厚，这让其他不少业务部门不免失落。

　　尽管“注重质量”是每家投行的展业准则，但内部衡量投行是否强大的主要指标仍是数量和收入。很多投行年终总结仍然以IPO数量、收入、融资额等行业排名数量作为业务成绩的主要指标。

　　在此导向下，投行项目质量上把控不严并非个案。例如行业曾经传出的“项目搞不定找某家投行”的情况。 2010年一家西部地区券商放弃了一家拟上市公司的材料，主要原因是对业绩数据真实性存疑，而这家公司最终却在其他保荐机构的“护航”下顺利上市。

　　之所以铤而走险，无外乎利益和前程的诱惑，加之制度的缺漏，夜路走起来既不可怕还有银子，于是走的人便多了起来。

　　即便有人胆小指出问题，项目中途毙掉的可能性也很小。一位投行负责人曾私下表示，部分券商曾经遇到一些有瑕疵的项目，这种项目大多都在立项时被否掉，如若立项通过，则在内核时被毙掉的难度非常大。

　　首先，通常各地政府非常看重拟上市企业，如若中途撤单，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很大，这关系到当地政府的金融业绩和经济数据，也关乎不少个人利益。投行今后再到该地区联系项目可能难再得到友好的支持与配合，大部分投行对此十分忌惮。

　　其次，项目撤回最直接的影响群体是保荐团队。项目中途撤单或者终止审查，意味着保荐团队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劳动都可能付之东流。保荐团队可能挟各方关系对项目进行改造，以求顺利上市。

　　此外，证券公司各级对IPO项目数量和收入的心理和物质需求均阻碍了项目的流产处理。在一些投行，除了项目团队之外，投行负责人、分管高管和其他高管都可以从投行收入中或多或少获得奖金。

　　近几年，随着收入占比的提升，投行在证券公司内部的地位水涨船高。加之南方一些投行以数量和收入取胜的考核机制，更加助长了投行对项目数量的追求。

　　出来混迟早都要还的。很多投行在过去粗放式的经营体制下收获几十亿元收入的同时，也尝到了项目失败后的痛楚滋味。

　　自2012年以来，被市场禁入的投行从业者已超过8人，加上撤销从业资格的平安4人，被项目拖下马的投行人员已达12人。

　　一批知名投行人士被取消从业资格或者市场禁入，对其个人证券行业职业生涯的打击显而易见，至今不少人士谈起此事仍嘘唏不已。尽管一些人可以在三年之后重新进入行业，但未来的行业变化如何已难预料。另一方面，平安证券原投行团队基本散落，耗费多年构造的品牌在一年间土崩瓦解，这对公司和团队来说都是双输。

　　问题项目对证券公司的负面影响促使多家投行重新审视投行对公司品牌和生存的重要性。

　　对于很多券商管理层来说，投行已让他们疲于奔命。少数证券公司高管为投行避免受到更重处罚和重塑公司形象，曾经数十次往返去京的路上。一些投行内部人士曾表示，投行今年是麻烦的集中地。部分高管在内部曾提出“收入和发展”谁更重要的问题。

　　实际情况的确如此，今年多家券商投行拿到了处罚和监管函，将直接影响明年的分类评级结果。平安证券因今年分类评级为CCC，对业务的影响可谓巨大——目前平安的很多创新业务申请都因分类评级要求不被受理。

　　目前已经接受立案调查的几家公司明年分类评级可能非常难看，这意味着不仅公司颜面尽失，投保基金上缴金额大增，或将丧失公司在创新时代的发展机会。而瞬息万变的金融行业竞争中，失去一两年可能意味着会带来公司生存的重大问题，继而在并购大潮中成为被收购对象。

　　如果时光能够倒回，或许很多人愿意重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