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毛空转骗8亿元，谁在鲸吞国库税款

　　名不见经传、不足百人的小企业，平均年出口金额居然达到18亿元，逼平一线服装品牌，这一“蹊跷”不是来自天方夜谭，而是最近上海市公安局发现的“骗税高手”。

　　2012年9月，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海市税务局移送一条线索：沪上某企业在外贸出口过程中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数额巨大。上海警方立即对该企业的生产规模、人员架构、出口申报数据、纳税和退税等情况进行了细致调查。

　　调查显示，犯罪嫌疑人黄某、陈某控制的四家企业中，只有一家具备小规模生产加工能力，而四家企业员工一共也不到百人；其实际购买和生产能力与公司的羊绒纱线出口规模更是大相径庭。

　　原来，自2009年以来，黄某伙同陈某等人在报关出口时，将羊毛纱线虚报为羊绒纱线，并高报价格，用从内蒙古、河北、辽宁等地大肆虚开的增值税发票，出口至境外，骗取了高额的出口退税。

　　“国内一般的羊毛纱线价格是70-120元每公斤不等，而山羊绒纱、羔羊绒纱的售价则是680-850元每公斤不等，两者价格就相差6-12倍。”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五支队副支队长徐翔说，黄某公司出口的所谓羊绒纱线甚至大言不惭报价高于千元，比同一关区、同一品种的物品都要高出许多。

　　而货物运抵境外后，再由他们控制的“空壳”公司将同批货物虚报品名为“棉纱线”，以约16元人民币每公斤的价格买入境内，重新包装后再做循环出口。

　　羊毛纱线变羊绒纱线，再变成“棉纱线”进口，就这样的“空转”往返，四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累计出口金额近70亿元人民币，骗取出口退税款8亿余元。

　　“游击战”变“一条龙” 骗税高手“收益稳定”

　　出口退税本是国家支持外贸的惠民措施，却成为不法分子的“摇钱树”。

　　出口退税申请要经过税务、工商、海关、外汇管理局、银行等多部门层层把关，那么，骗税团伙何以避开重重监管？其背后存在多少监管漏洞？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说，出口退税操作本身的专业性使得骗税的手段和方法具有高度的隐蔽性，申请办理的单证和外部电子信息都是真实的，仅从案头的文本审核上，难以识别。

　　“从我们打击的情况来看，骗取退税的犯罪活动正由散兵游勇式的‘游击战’逐步向规模化、集团化、分工化的‘一条龙’作业模式发展。”上海市经侦总队副总队长李伟军表示，这些“骗税高手”都是理财好手，冲着“收益稳定”去。

　　据介绍，犯罪分子开增值税发票需要支付“开票费”4个点，注册外贸公司、租房子、人员工资大概需要4个点，其他成本3个点，总共需要约11个点，而按照纺织品退税16个点计算，一来一回稳赚4、5个点利润，可谓“无风险投资”。

　　而以黄某、陈某为首的犯罪团伙37人更是各司其职：有的负责寻找生产企业和货源，有的负责安排“开票方”，有的负责进出口的申报，还有人专门负责在境外注册“空壳”公司进行内外交易以及广州到上海的物流中转运输，可以说涵盖了上中下游“全产业链”。

　　铲除骗税土壤 堵住利益输送

　　“真实货物信息流出的原因是因为有些问题缺乏监管。”业内人士指出，这些骗税行为并不高明，交易如此频繁，有关部门实地走一趟就容易知道真伪，但长期不被捅破，这里是否有利益输送值得注意。

　　专家认为，暴利让犯罪分子不惧法律严惩，而犯罪分子骗取巨额税款，直接侵蚀了国家税收收入以及政府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收入，造成纳税人之间税负不公，相当于让全国亿万纳税人来为此“买单”。

　　胡怡建说，更重要的是，骗税还造成出口等贸易经济数据失真，外贸中的“水分”会对企业和政府的经济决策产生不利影响。

　　而且，犯罪分子为追逐暴利，往往会建立内外互相勾结的利益集团，组织严密，分工协作，有些甚至将海关、工商、退税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拉下水，为其实施骗税大开方便之门，滋生腐败。

　　胡怡建说，税务征税、海关退税的衔接上应加强，企业的诚信档案需建立，商检、审查等环节切实负起责任，才能建立起严密的监管系统。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孙兴全多次表示，出口骗税存在量刑过轻的情况。政策层面上则是一些商品退税率过高，寻租空间大。一些监管环节被忽略，打击骗税的信息互通不畅，监管手段落后等也都造成隐患。

　　据了解，国家税务总局已连续三年将部分出口企业办理的出口退税作为指令性税收专项检查进行部署，并与公安部、海关总署建立了打击骗税部际协调机制。专家认为，防范和打击出口骗税工作不仅仅需要各部门强化协调机制跨地区合作，还要实现防范和打击工作从制度到技术、从部门到地区的无缝对接。未来防范和打击骗税行为需要公安、税务、海关、银行等多部门“联合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