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新医改的部署,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于2012年覆盖村卫生室。中国医学科学院对东、中、西部地区的抽样调查表明,基本药物零差率使得村医的收入普遍下降——江苏省有58.8%的村医反映收入“明显下降”和“有所下降”,江西省这一数字则高达92.3%。
横向比较而言,村医们的收入不仅明显低于乡村教师,也低于当地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此外,村医长期面临身份不明,养老问题无法解决的困扰。
目前全国乡村两级共有医务人员250万人,其中村医达130万。
为了基层医疗“半壁江山”的稳定和发展,近日在南京召开的2013中国卫生大会,首次设专场研讨村级卫生机构和队伍建设。
收入骤减
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这份调查名为《我国村级卫生机构和队伍现状及补偿机制分析》,课题组选取江苏、江西、甘肃、重庆等四省市作为样本,对1277名村医的调研显示,半数以上的村医反映2012年的收入比上年有所下降,实施了基本药物制度以后情形尤甚。
不限于上述被调查地区,基本药物零差率导致村医收入大幅下降是普遍现象。山东省泰安市赵村卫生室的村医张玉林告诉记者,新医改开始前他月收入2000多元,其中60%-70%来自药品,改革之后他的收入骤减至1000元/月。
国家卫计委基层司农卫处处长张并立表示,村卫生室不参加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药品加成收入高达100%乃至160%,而财政只按照加成率15%来进行补贴,缺口很大。参会代表透露,医改前最高的药品加成率数倍于卫计委调研的数字,不可能通过财政补回来。
另一方面,患者的流失也加剧了村医的收入减少。
另据记者了解,地方新农合对乡村两级就诊设置了不同的报销比率,也进一步把患者推向上级医疗卫生机构。山东省泰安市索庄卫生室村医索华代介绍,当地新农合规定村卫生室的报销比例为30%,且每个参保者每年的报销限额仅为几十元;而乡镇卫生院可报销60%,一般也没有具体的额度限制。
不愿具名的村医告诉记者,如果不偷偷使用一些非基本药物,村医们很难维持。张并立也认为,未必要强求村卫生室“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他提出可以“按比例配备,零差率销售”。
养老难题
前述山东泰安的村医张玉林今年67岁,一直在“超龄服役”。国务院2003年出台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男60岁,女55岁以上的乡医将不予执业注册。
“退不出去”,张玉林说,超过一定年龄(男60岁、女55岁)就无法参加养老保险,只能按当地标准领取60元/月的社保,如果不继续行医,生活都将无以为继。
在青黄不接的村医队伍中,“超龄服役”非常普遍。江苏省卫生厅农卫处处长姜仑介绍,江苏15%的村医已超过正常退休年龄。而国家卫计委的调研发现,全国最老的村医已82岁高龄。
为了解决年老村医无法参加养老保险的问题,浙江省将其从业年限视同缴纳新农保的年限,给予每月355元的补助。江苏省则将取得执业资格的乡村医生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执行灵活就业人员20%的缴费比例,其中个人缴费8%记入个人账户,其余12%由地方政府补助。缴满15年即可按月领取养老金。
张并立介绍,全国约有60%的县市均以新农保为基础,解决村医的养老问题。除了苏浙两省的探索,河南、安徽对工作10年以上的村医发放300元/月的补助,陕西、广东等地按照工龄予以补助,山西省太原市则以当地职工最低工资的1/2作为村医养老金的标准,这是全国第一个以地级市为单位的村医养老方案。
毋庸讳言的是,上述办法均需财政投入,这对事权大而财权小的基层财政是个挑战。
身份困惑
尽管江苏省先行一步,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姜仑直陈其见:虽然大趋势是对乡村医生由身份管理转为岗位管理,但是养老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往往跟着编制走,因此身份问题还是很关键。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31号)的要求,村医按照与服务人口1:1000的比例设置,照此估算,全国8亿多农民所需的村医大约在80-90万人,远远小于现有的130万;这部分人中,能获得编制的就更少。姜仑称,即使是在富裕的江苏,也不可能把6万多乡村两级医生全部纳入编制。
张并立建议,先把取得执业(助理)医师以上资格的乡村医师纳入乡镇卫生院编制,再由卫生院把医师派驻村卫生室,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办法。
现阶段乡村医生“家庭签约服务”已在陆续推开,国家卫计委基层司副司长聂春雷在会间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长远来看乡村医生可以考虑向家庭医生转型,但目前他们整体的执业水平尚存在一定差距。
一直活跃于微博上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村医李同强表示,如果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跟不上,村医很难成为真正的家庭医生。前来参会的多位“70后”村医也坦言,做真正的家庭医生变数太多,还是希望能进入编制以求稳定。